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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英语的存在己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和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中国英语的研究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己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探讨。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可从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等角度剖析。中国英语的存在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中国英语发展趋势是它将成为“所有使用它的人的语言”。
关键词:中国英语;原因;意义;发展趋势　　
一、引言
英语自19 世纪进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三个变体阶段:洋泾浜英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 、中式英语(Chinglish) 和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 。随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国际化以及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中国英语顺时应势,逢时而生。正如“像美国人说带有美国人自己创造的具有美国文化内涵的美国英语一样,中国人理应说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蕴涵中国文化内涵的中国英语”[1 ] 。中国英语在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国际交流工具,这已引起国内外语言学家的关注和高度重视。
二、关于中国英语的研究最早提出“中国英语”的人是葛传先生。他在《漫谈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指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言,不论是旧中国还是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 2 ]葛先生认为China English 主要是指用于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 诸如eight2legged essay (八股文) ,Xiucai (秀才) ,four modern2izations (四个现代化) 等。对中国英语的研究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可分为二个主要阶段: (1) 排斥和全盘否定阶段。主要观点是把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或洋泾浜英语混为一谈,采取排斥和否定态度,但缺乏严肃系统的理论研究。(2) 概念确立和划分阶段。确定了中国英语的基本概念,在理论上给予界定,确立了中国英语研究的地位和意义。孙骊在其《英语国别变体的的研究和英语在中国》一文中提出“目前讨论在中国使用的英语是否应当做为语言学上的一种变体条件尚不成熟”,认为“英语在中国客观上并不具备使其成为制度化变体的政治、社会条件”。[ 3 ]汪榕培写出了专门论述China English 是客观存在的长文章,认为“中国英语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跟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包含三个内容: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 (1) 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2)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 ( 3) 具有中国特点的。[4 ]李文中对China English 作出全面界定,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5 ]李文中扩展了汪榕培的“本土化”概念,指出不应该把“中国英语”的使用局限于中国本土,它亦可超越本土。他还认为标准英语没有统一模式,因此应把那些合乎英语语言普遍规则、为讲英语国家所接受和理解的英语作为其核心。李文中分别从词汇、句式和语篇等层面分析了中国英语的构成。何自然在一篇综述我国语用学研究的文章中肯定了中国英语研究的价值,并建议从语用学和翻译学角度处理“中国英语”问题,深挖中国英语的“认知”根源。谢之君认为“中国英语”是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现阶段所谓中国英语就是受到汉语语言和文化影响的英语”,“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都存在汉语干扰。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6 ] 。姜亚军在“今日英语”( English Today) 中,把“中国英语”同样看成是客观存在,且把它看成是世界英语大家庭中的一员。张培成从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英语”,且认为“中国英语”不属于“制度化变体”(institutionalized variety) ,而是“使用型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 ,它作为外语主要用于国际交流,因而还不能确立为“国别变体”。对“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之分除了在使用目的上有所不同外,并不存在本质区别[7 ] 。贾冠杰,向明友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发表了“为中国英语一辩”的文章,把“中国英语”定义为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 8 ]罗运芝概括为“中国英语是承载汉语语言特征的英语变体”。“中国英语必定会有积极的影响”。[1 ]杜争鸣则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细致比较分析了“中国英语”现象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后,指出了“中国英语”、洋泾浜汉式混合语与过渡语二者间的异同。杜先生认为,二者虽然用来指不同的英语变体,但又都有着相似之处。即都存在汉语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国式的语言思维模式特点,是英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英语”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9 ]林秋石认为,中国英语是那些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词汇。[10 ]张宏武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语言学习的“母语迁移”(mother tongue t ransfer) 现象,指出:“当母语对外语学习有促进作用时,便是正迁移(positive t ransfer) 。反之,则为负迁移( negativet ransfer) 。他将“中国英语”视为是一种“母语负迁移”的结果。[ 11 ]陶岳炼、顾明华的研究探讨了汉语借词的特点。林琼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英语”的本质特点,明确指出:中国英语只是受母语(汉语) 干扰的一种英语变异体,它不能等同与加拿大英语之类的国别变体。[12 ]同年,林琼又认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均是中国人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因受汉语言、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中介语变异体,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江晓红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英语”》中认为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应该有共核也应该有变体。“中国英语”的形成有其理论基础、社会文化背景及表现层面,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杜瑞清和姜亚军在《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中较系统地从语言、词汇、语篇各层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阐释。邱立中、宁全新认为“目前提倡‘中国英语’既不实际也无必要”,且认为“中国英语”的提法对我国外语教学界至少产生下列影响: (1) 对外语教学现状的改善不利: (2) 进一步刺激中介语的流行与石化; (3) 影响我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13 ]杨纳让、延宏对“中国英语”的表现层面及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其特定环境下进行语言交际所使用的一种英语变体。[14 ]王维波、马冬通过对“中国英语”研究的回顾,分析了具有汉语语言和中国文化特点的英语表达形式,说明“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及其研究意义。张文霞、姜亚军、杜瑞清则分别从话语和文本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英语的特征。文秋芳、俞希在《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一文中提出中国英语中有“显性本土化英语”和“隐性本土化英语”。显性本土化英语主要指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词汇,而隐性本土化英语则是指那些中国本土化不明显的表达方式。
该论文最后提出了“双层英语”的假设,即全球化英语应该具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全球英语使用者共同享有,第二个层次包括各种地域、文化特征的本土化英语表达形式。可以认为中国英语应该归为第二层次的本土化英语。[15 ]金惠康认为,中国英语指的是在描述华夏文明、中国社会及汉语言时被拓展了的那部分英语;他也区分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概念,认为中式英语受母语干扰和学习水平的限制,是一种不符合规范的过渡语,中国英语则是规范的,不是中国学生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过渡语。[ 16 ]至此,中国英语己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三、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
从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等角度对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地剖析。
1. Versechueren 指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组合语言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变异包括两个方面,积极的方面是丰富语言表达力和适应语言交际需要的方面,中国英语的产生不断满足了表达新鲜事物的需求,可以理解为语言变异的积极因素。语言的顺应性,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求。顺应论包括: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中国英语的产生和使用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中国英语产生的过程正是中国人对语言的恰当选择和逐步顺应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