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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四千多个语种中,英语的通用地域最广,影响也是最大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英语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 Lingua Franca )。在世界各地,人们会读到听到各式各样的英语。当然,“正宗”的当首推英国英语和影响正在超越它的美国英语。此外,还有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新西兰英语、南非英语、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巴基斯坦英语、赞比亚英语、日本英语、香港英语、中国英语等。人们有理由认为,英语已成为一种国际交往的工具,它不再被一国或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一种中性的信息媒介。同样,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也不再被看作仅有的两种标准语,而只不过是英语的两种国别变体( variety )。随着英语国际化的扩展,必将促进英语区域化( localization )或本土化( nativization )的发展。因历史、文化、传统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人们在使用英语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表达方式,其特征表现在语音、词汇、句式及语篇层面上。带有自己民族文化和地缘烙印的英语使英语变得更为包容、灵活和变通,使英语正确性的标准趋向相对化。各种英语变体在其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所起的交际功能要求人们对各种变体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现象进行充分调查和研究。在我国,从19世纪初到现在接触和使用英语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国外之间的交流将更为广泛和密切。而作为交际工具的英语在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国际交流工具,这已引起国内外诸多学者及专家的关注。同时,这一事实也要求人们对中国英语的构成、特征、及表达方式等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本文试就中国英语在语音、词汇、句式及语篇层面上的表现特征进行分析与描述。

一、有关中国英语的论述

最早提出“中国英语”概念的是葛传规木先生。葛老在其所作文章——《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指出:“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要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不过,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英语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葛老接着举例说明如“四书”( Four Books )、“五经”( Five Classics )、“翰林院”( Hanlinyuan )、“白话文”( baihuawen)、“八股文”( eight-legged essay )、“思想改造”( ideological remolding )、“四个现代化”( fourmodernizations )等,他指出:“所有这些英译都不是Chinese English或Chinglish,而是China Eng-lish。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一经解释,不难懂得。”葛老试就翻译谈词汇,顺便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并未对此作为一种英语变体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李文中于1993年发表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文章。李认为葛老的观点“未免太狭窄”,并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李文只将中国英语定义在词汇、句式和语篇层面似乎不太全面。再者,李文把是否受汉语干扰作为认定中国英语的一项标准也大有可商榷之处。就此,谢之君于1995年撰文“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一样,都存在汉语干扰。”谢将中国英语表述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使用的干扰性英语变体,这种干扰表现在语言各个层面上,有语言本身的,也有思维文化的;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英语水平有关。”[1](p7)关于中国英语的科学定义,还有待诸多学者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但本文认为中国英语的科学定义应建立在对中国英语的各个表现层面及特征进行全面地分析与研究基础之上。

二、中国英语的表现层面及其特征

经国内外相关学者对双语管理( bilingual' slanguage management )的深入研究后表明,操两种语言的人其强式语( dominant language )对弱式语( weaker language )往往产生较多干扰,这种干扰并无表达母语(强式语)“特有事物”的限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英语中的汉语干扰成分会表现在中外一切事物的内容表达上。正如Kachru所说:“英语一旦在某一地区被采用,不论其目的是科学、技术、文学还是获得名望、地位或是现代化,它就会经受一个再生过程,部分是语言上的再生,部分是文化上的再生”。[2]这种再生过程就意味着英语的本土化或区域化。索绪尔( F.de Saussure)也指出:“一个民族或民族集团的‘精神’会不断地把语言引到某些确定的道路上来。”这种“精神”是指思维及文化方面的特征;“确定的道路”是指母语反映思想和文化的固定模式[3](p323)。中国人在使用英语时,不可能彻底排除汉语的干扰,原有的汉语模式多多少少会带到英语中去。就语言本身来讲,汉语干扰会表现在语音、词汇、句式以及语篇等各个层面并表现出其特征。

(一)语音层面及其表现特征

语言在语音层面的特征表现在语音的切分成分及超切分特征两个方面。对于语音在切分成分上的特征表现绝大多数属于中式英语的范围。中国英语在语音层面上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超切分特征层面上。语音超切分特征指的是出现在切分成分层面上的音系特征。主要的超切分特征包括重音、音调、语调、音渡( juncture )、弱化、同化、连读等。对此问题,国外学者也有论著。英国学者罗伦.托德( Loreto Todd )和美国学者汉.考克( Ian Han-cock )在合著的《国际英语语言词典》( Interna-tional English Usage, 1991)中曾指出,中国英语的发音变化主要是母语方言的影响和不同国籍的教师的影响所造成的,并举出非r化、辅音+元音+辅音+元音结构等七种语音变化。Lether曾认为:只有间谍的发音需要能以假乱真,只有第二语言教师的发音需要和本族人接近,而大多数中学生和其他成年人只需要“让人不费劲便能听懂即可”。Medgyes也指出第二语言学习者无论如何努力,一般是永远无法习得和本族人一样的语言能力的。因此,懂英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说英语时总是无法抹去“中国味”,让人一听就感觉到是中国人在讲英语。以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及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为例,播音员或主持人重读冠词、介词和连词,并重读名词词组中心词的修饰语( modifier ) ,缺少同化和连读等。另外,中国英语语音还有如英美发音混杂及源于词典的保守型发音等特点。中国英语在语音层面上的超切分特征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这有待于广大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便全面地建立中国英语在语音层面上所表现出的特征体系。

(二)词汇层面及其表现特征

中国英语在词汇层面所表现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进入英语的汉语借词上。目前有关论述中国英语方面的文章多涉及这一方面。据Garland Can-non的统计,英语中的汉语借词有1189个之多。这其中绝大多数应是含有音译成分的借词。朱少华曾对英语中含有音译成分的汉语借词进行了分类:①源自古汉语语音的词,如Silk, China, Cathay等;②源自汉语粤方言语音的词,如Sycee,Chengsam, Typhoon等;③源自汉语闽方言语音的词,如tea, pekoe, cumshaw;④源自汉语官话语音的词,如yamen, kaoliang, pongee等;⑤源自汉语普通话语音的词,如jiao, dinghao, pu-tonghua等。

语言有两个职能:一是充当社会交际的工具,二是充当人们思维的工具。那么,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总是要受到社会的制约。其中,词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