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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随着英语成为国际语言,学的人用的人多了,英语变体也会更多。作为交流工具,语言的本质只能是约定俗成的;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它应该有共核也应该有变体。中国英语的形成有其理论基础、社会文化背景及表现层面,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对英语也有积极影响。代写英文教学论文
关键词:变体;中国英语;跨文化交际
一、中国英语的有关论述
对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使用从而形成许多新的变体的问题,是近20年来一些社会语言学家探讨的课题。一种语言使用的人数越多,范围越广,就越容易产生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变异分化。英语在漫长的扩散与发展过程中,如今已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英语通过与世界各地语言和文化接触,产生了许多英国本土以外的变体。
最早提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概念的是葛传,他在1980年《翻译通讯》上的一篇题为《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指出:“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不过,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葛先生接着举出“四书”(Four Books)、“秀才”(xiucai)、“双百方针”(Two Hundreds Poli-cy)、“思想改造”(ideological remoulding)等作例子,认为“所有这些英语都不是Chinese English或Chinglish,而是China Eng-lish。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经解释,不难懂得”。葛先生这段话从翻译的角度指出,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不必挖空心思去找对应的表达法,实际上也找不到,应该大胆地使用中国英语去表现它们,从而填补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表达真空。
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展开了对“中国英语”这一说法的讨论,认为中国英语是以标准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特有的现象和事物。张培成(1995)、林秋云(1998)从语言的使用目的出发,提出在现阶段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外语的英语变体,主要用于国际间的交流。但在相关的讨论中,研究者们也持有不同的看法:其一,使用范围的不同。汪榕培(1991)认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语言;贾冠杰、向明友(1997)却认为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其二,是否存在母语干扰。李文中(1993)发表文章,阐述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谢之君(1995)为此发出檄文,认为中国人在使用英语时,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即原有汉语模式不会完全消失,总会或多或少地带到英语中去。
以上论述,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出发,从英语变体的角度立论,讨论了中国英语的定义、客观存在、使用目的等;并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英语研究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如:中国英语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怎样区分英语错误与中国英语?对待中国英语的态度以及中国英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定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会把中国英语研究引向深入。本文试图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英语的理论基础、文化历史背景、表现层面以及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英语国别变体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语言学家多数认为只有英国英语才是正宗的舶来品,King s English或Queen s English才是惟一标准英语。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以后,Noah Webster等人积极提出“美国英语”的主张,并于1828年出版了《美国英语词典》。尽管如此,19世纪及至20世纪初,美国用语(American-isms)还是被看作不规范的东西。直到二次大战后,美国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为后盾,美国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袭卷英伦三岛及整个西欧。与此同时,大量美国用语进入英国英语,有的甚至取代了传统的英国英语。
1978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以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Language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各国学者讨论了英语的两大地域变体划分———国际使用类(international)和国内使用类(intranational)。与会者对这两大地域变体的划分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定共识。“国际使用类”指的是作为外语的英语变体,完全或主要用于国际间交流;“国内使用类”指的是作为母语与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变体,主要用于国内人际间的信息交流。社会语言学家Braj B•Kachru(1985)专门研究了区域性变体问题,并划分了制度型变体(institutionalized variety)和使用型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分别与前面提到的国内使用类和国际使用类相对应。制度型变体属于语言集团中多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即内部共同语。制度化变体的变异现象已相对固定,有一定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可循。使用型变体是跨文化交际中作为外语使用的语言,如作为外语的中国英语。由于交际目的的限制,其变异的不定性较大,常随说话人不同处境、语言水平以及受话人的不同态度和具体反应而变化。
在我国,英语无论是在学校的教学中,还是在实际使用中,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际交流,英语在中国的内部功能仍未呈现明显的发展趋势。孙骊先生曾指出(1989):“从根本上说,英语在我国只是用于国际交流目的,客观上并不具备使其成为制度化变化的政治、社会条件。”
三、中国英语的社会文化背景及表现层面
语言习得的完成,是某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一个人一旦首先习得了汉语,形成了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他都将不可避免地在其英语使用中夹带中国特点。因而,中国英语的中国特点不可避免地主要由操汉语的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所致。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Humboldt)认为,语言不仅有表达功能,而且还有认知功能,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要使英语和中国特有的社会和文化相结合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环境中特有的东西要想单纯通过语言让对这一环境一无所知的人了解,往往会颇费一番周折。人们只有在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内涵之后,才能进行真正的沟通和相互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使中国英语的中国特点体现在词汇、句子和篇章诸方面。虽然中国英语还很不稳定、成熟,还没能产生系统性的分化变异,但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从词汇的角度出发,尽管中国英语是一种国际使用的英语,而不是一种国内使用的英语,在对外交流和宣传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中国特有的文化;使用英语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将这种文化渗透到英语中去,使英语带上明显的中国特色。诸如气功、地方戏曲、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许多名称或术语,很多是通过音译在英语上使用。事实上,不少汉语借词早已进入英语辞典中,如:wushu(武术)、kungfu(功夫)、quyi(曲艺)、erhu(二胡)、kotow(叩头)、yamen(衙门)、mahjong(麻将)、kang(炕)、chowmei(炒面)、doufu(豆腐)、litch(荔枝)等等。
我国有丰富的成语、谚语、典故和警句。怎样将它们翻译成英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是套用意义相似或一致的英语成语警句(意译);一是直译以保持成语原有的风格和特色。究竟以何种为好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是,现在许多译者主张应尽可能在译文中保持原有的特色,如“一箭双雕”就不妨直接译为“shoot two hawks with one ar-row”,而不必一定套用“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同样“雨后春笋”也可直译为“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rain”,不必套用英语的“grow like mushrooms”;如硬将“papertiger”套译为“scarecrow”就失去了“纸老虎”这一词汇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其实,外国成语、典故和警句进入汉语的也不少,如“特洛依木马”、“潘多拉盒子”、“鳄鱼眼泪”等等。我国进入外语的成语、典故和警句也必然会随着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扩大而日益增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