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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文化政策
法国大革命时期，即使是在混乱动荡的政治局势下，中央政权也没有忽视对文化事业的关注，而且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绩。其中，在保护和“破坏”(毁坏艺术品)之间的辨证关系中,诞生了“民族遗产”这一概念；设置了三个重要的国家文化机构：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和中央艺术馆。通过这些公共的文化机构，“民族遗产”被国家化，以达到保护遗产、教育国民和独立、自由培养艺术人才的三重目标。
从拿破仑一世到第二帝国期间，法国政体频繁更替，政局动荡。但在总体上，历届政府都坚持了有利于发展文化艺术的政策，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控制。第三共和国期间，法国文化政策经历了一些自由化的冲击，但最终人民阵线很快对自由化的逻辑做了一些修正,强调了国家进行干预的合法性,并且提出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化的前景。随后的维希政权继续加强行政建设,扩大国家的影响力。在第四共和国期间，主要将精力投入到战后重建，以及维持旧殖民主义秩序的中央政府无瑕顾及文化，更谈不上有国家层面的文化政策，法国文化事业陷入低谷。1959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式组建文化事务部，将文化事务集中在专门的中央政府机构中，标志着法国开始有了“完整的文化政策”。(肖云上，1999：50)1959年7月戴高乐总统任命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为文化事务部长。在法国，把文化作为一项全国性的事务，由国家最高统治层进行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王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统治时期。(Poirrier，2006:15-16)伴随着教会对社会生活影响力的衰弱，加上统治者个人的大力推动，法国中央政府不仅将对文艺创作的审查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成为文艺创作最大的资助者。在这一时期，还成立了全国性的专业艺术机构，承担起文艺人才培养、文艺作品创作的功能。比如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和皇家手工艺工场(壁毯、瓷器)等。这些措施使当时欧洲国力最强的法国迅速成为欧洲的文艺中心，奠定了法国文化大国的地位。
1959年7月24日的政府令明确了文化事务部的职责：“使最大多数法国人能够接近人类的尤其是法国的文化杰作，确保他们对我国文化遗产的兴趣，促进文化艺术创作，繁荣艺术园地。”(肖云上，1999：50)自从法国文化部成立以后，法国的文化政策在总体上保持了连贯性和持续性。即使在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右派政府上台期间，中央政府也没有明显地减弱对文化事务的干预，法国文化政策总的方针和原则也并没有大的变化。而在密特朗总统执政的14年间（1981—1995）,法国更是全面强化了国家对文化事务的控制。不仅国家对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大幅增加，而且赋予了法国文化政策更多的内涵，更加强调文化的公益性：“文化部的使命是培养全体法国人发明创造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由地验证自己的才华，并能按自己的意愿接受艺术培训。
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保护全国和地方以及不同社会团体的文化财富，为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的创造,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使这些作品获得广大的欣赏者，在世界文化的自由对话中,促进法国文化艺术的发展。”[1]之后的希拉克政府更是把推广法国文化看作是重塑法国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举措，赋予其更多的政治内涵。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因此，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控制得到了空前加强，许多文化事务被国家用正式法律来规范。其中“关于法语使用的法案”，简称杜蓬法，是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一个。
正是通过这个旨在保护法语的法案，法国文化政策学者认为整个法国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是保护法国文化，抵御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进攻，也就是说，法国文化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保护主义政策。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法国文化政策仅仅是为了被动地保护法国文化吗？该如何认识法国文化政策？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要研究法国文化政策的具体内容，更要考察出台这些内容的背景，当事人的想法，并与法国民族文化特征结合起来，站在法国文化的角度对法国文化政策进行阐释。
2. 民族文化与文化政策。
通过对法国三百多年来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简要政策回顾，[2]我们不难注意到法国的文化政策具有很强的连贯性与稳定性。法国社会对文化事业的态度并没有因重大的社会变革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辉煌的巅峰，还是处于纳粹铁蹄下的艰难岁月；无论是作为欧洲霸主的拿破仑大帝国，还是作为失去“殖民光环”的西方二流国家，法国始终将本国的文化事业放在一个较为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由此可见，法国的文化实力和地位——不管是处于文化输出的强势，还是处于文化输入的弱势——并不是决定法国文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决定法国文化政策的是以崇尚荣誉为特征的法国民族文化。而只有把法国文化政策放在法国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考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政策的意义，才能理解“文化例外”的原则，而不是把它仅仅看成是逃避竞争的托辞。
下面我们将按照时间顺序，对法国文化政策形成过程中关键人物的思想进行考察。在被伏尔泰称为“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伏尔泰:1)的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文化事业的繁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得益于国家对文学、艺术、建筑、戏剧、科学等所有文化门类的全方位扶持。在路易十三创建法兰西学院（1634年）之后，路易十四相继创立了舞蹈学院（1661年）、挂毯制作坊（1662年）、铭文经石学院（1663年）、绘画和雕塑学院（1664年）、科学院（1666年）、巴黎天文台（1667-1672）、音乐学院（1669年）、建筑学院（1671）、巴黎喜剧院（1680年）等由国家资助和管理的文化机构，基本构筑起法国文化事业的组织格局。他还通过政治和财政措施吸引了大批法国以外的文化精英，促进了整个欧洲文化的大发展，使法国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路易十四之所以热心文化事业，除了他本人对一些文艺形式的兴趣爱好之外，[3]“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欧洲炫耀”。(弗朗索瓦•布吕士:82)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路易十四在谈到创立舞蹈学院时有过这样的论述：“几个世纪以来跳舞一直是法国人喜爱的娱乐方式。我所有的臣民都喜欢看到我也喜欢他们喜爱的或者非常擅长的东西。这样能够赢得他们的心，在很多时候这要比给他们奖赏和福利还要管用。不要忘了，正是借助舞蹈艺术，法国的荣耀照亮了欧洲的每个角落。”(Beaussant:142)
事实上，利用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是路易十四统治伊始就既定的文化政策。1662年，财政大臣科尔贝尔——路易十四时期文化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和推动者——命人写出了一份关于利用文学艺术“为确保国王的事业永放光芒”的报告，成为指导文化事业的纲领性文件。成就法兰西王国及国王个人的荣耀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目标。被誉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对荣誉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渴望，他希望借助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手段来显示荣耀。在通过战争为法国赢得光荣的同时，路易十四也十分重视文艺的作用。在谈及凡尔赛宫这一欧洲最辉煌的宫廷建筑时，路易十四说道：“凡尔赛宫！那些七嘴八舌的人说我是拿着手杖来当建筑师，但是他们承认凡尔赛是我个人的作品，我跟和我相处了一生的艺术家来创作的作品。在我们共同创作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了解了我远大的志向。这些人可以享有我名副其实的尊重，因为我把我把我最宝贵的东西托付于他们，这就是我的荣耀。”(Longnon:121)就连组织公关娱乐活动也是为了向欧洲其他帝国显示法兰西国王与民同乐的政治优势:“一个法国国王或王储应该在这样的公共娱乐活动中看到更多，这种娱乐活动不仅仅是我们的，也不仅仅是宫廷的，而是所有人的，有一些国家的国王只是依靠恐怖和使人害怕的手段来凸现自己的威严，……尽管这可能符合许多民众卑躬屈膝的习惯，但是，这却不是我们法国人的天性，更不是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应该做的。如果这个国家（法国）有什么特征的话，那就是臣民可以自由方便的接近他们的国王。”(Longnon:94)得益于路易十四文化政策慷慨扶持的文艺家们也都以能为国家和国王的光荣增色而感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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