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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吻对方脚下的土。大一些的国王则跪在更大的国王面前，甚至所有的国王都跪拜一个国王。而这个大国王不会读也不会写，他的后妃比其他所有国王的老婆加起来还要多。他有100个妃子，来自全球各地， 说不定就有一个比利时妃子，名字或许就叫卡特林娜。你别生气，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想让你伤心，卡特林娜！但我们国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颠倒着的。”（注：〔沙特〕阿卜杜-拉比曼·穆尼夫： 《树林与雇佣谋杀》，转引自乔治·托拉比虚：《东方与西方：阳刚与阴柔——阿拉伯小说中的文化与性危机研究》（Sharq wa Gharb, Rujūlah wa Unūthah: Dirasah fi Azmah al Jins wa al- Hadarah　fi　ar- Riwāyeh al-Arabiyeh），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88—189页。）作者在这里透露给读者的信息是：这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一夫多妻的社会，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统治者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修养，却专制暴虐，荒淫无度，还大搞个人崇拜；普通男子在女人面前大发淫威，但遇到有权力的统治者却俯首贴耳，奴性十足。过了多年以后，男主人公从欧洲回到阿拉伯祖国，发现自己的同胞不仅仍处于落后的时代，还处于一个遭受镇压的时代。那是现代化装饰之下的亚洲专制时代，是秘密警察、特务、打小报告、监禁、地窖、折磨和有形清算的时代。尽管阿拉伯社会现实如此残酷，但卡特林娜仍不为所动，顽固地抱守着一个欧洲姑娘对东方情调的欢心向往。
　　苏丹作家塔伊布·萨利赫（at- Tayyib salih 1929 —）也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并获得学位，娶一位英国姑娘为妻，曾在BBC电台任职， 较多地受到一系列英语作家和诗人如斯威夫特、康拉德、福克纳、莎士比亚和叶芝等的影响，这些因素使他较易于为英国人所接受。但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却波及世界的许多地方。其代表作《迁徙北方的季节》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希伯来文、俄文、日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并特别受到西方评论界的赞誉。
　　萨利赫的叙述使西方读者很容易透过他的视角看到作者对阿拉伯文化遗产、对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和对苏丹人特性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他的作品多以苏丹北部的农村为背景，细腻地描绘了苏丹农村居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以及盛行的苏菲神秘主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多为东西方文化冲突、农村与城市的差异、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新与旧的交锋等主题，也是西方读者乐于了解的。
　　《迁徙北方的季节》就是在淳朴的乡土气氛和神秘的东方情调中展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这部小说中，一位英国姑娘苏珊喜欢上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完全是被他所营造的“东方情调”所诱惑。他故作神秘地在自己的房间里精心布置了波斯地毯、玫瑰色窗帘、鸵鸟毛绣花枕头，摆着乌木雕像和硕大的象牙，书柜上放着封面印有秀丽的库发体书法的阿拉伯文书籍，墙上贴着各种阿拉伯风景画和照片：尼罗河边的枣椰树、风帆如鸽的碧波泛舟和红海落日，也门边境沙丘上行进的骆驼队、库尔多凡的参天古木，赞迪、努威尔和谢勒卡各部落的裸体少女，努巴地区的古老神庙。他还点燃奇南香和龙涎香，使房间里烟雾缭绕，香气四溢，显得神秘兮兮的。这种在欧洲很难见到的异国情调令苏珊为之陶醉，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她甚至深深地迷恋穆斯塔法·赛义德身上的汗臭味。在她的想象中，这就是非洲原始大森林里腐叶的气味，是阿拉伯半岛大沙漠雨水的味道。
　　苏珊对男主人公的欣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误读，是一位西方女性对阿拉伯文化的误读。总体上讲，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误读普遍带有一种把东方神秘化和野蛮化，甚至于妖魔化的“泛东方想象”的特点。（注：刘心武：《“泛东方”想象》，《读书》，1997年第8期，第116页。）那些自视甚高的西方人，尤其愿意在“东方式野蛮”与未开化的紧张想象中，松弛地升华他们的博爱情愫。许多现代东方学家更是将自己看作是“把东方从迷惑、异化和怪诞中挽救出来的英雄。”（注：　Eric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转引自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如果说苏珊对男主人公的接受是一种带有把东方神秘化特点的文化误读，那么另一位英国姑娘伊莎贝拉·西蒙与他的交往则不仅带有“东方神秘化”的特点，还兼有“东方野蛮化”的性质。西蒙曾听他神侃祖国的种种神奇景象：浩然无边的广漠中金沙滚滚，密林里怪兽乱吼，狮子、大象在首都街头四处漫游，正午时分鳄鱼爬到街心晒太阳……她半信半疑地听着，时而“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窄缝”，时而“眼睛里充满了基督徒的同情”，（注：〔苏丹〕塔伊布·萨利赫：《迁徙北方的季节》（Mawsim al-Hijrah ila ash-Shimal），贝鲁特，回归出版社，1969 年第2版，第41页。）西方式的博爱之情油然而生。
　　对此类作品过分倾斜的译介，使欧美的普通读者在理解阿拉伯社会时便停留在一种非常片面的认识上，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效应。著名的巴勒斯坦裔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曾批判东方学（Orientalism，又译“东方主义”）的这种片面性。他说：“东方几乎就是欧洲人的一个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烂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萦绕着的人们的记忆和视野，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注：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78,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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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消费在长期的运作中所形成的定式与机制必然对阿拉伯本土文学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
　　其负面影响在近年来引起了第三世界学者和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注意到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文化的消费已形成了一种单一性的机制：被译成英文的阿拉伯作品只以欧美审美主体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味作为惟一的标准，它们必须符合欧美语境中特有的“阿拉伯主题”， 符合欧美政界和传媒界所塑造的“阿拉伯形象”。　（注：Jenine Abboushi Dallal:The Perils of Occidentalism: How　Arab Novelists Are Driven to Write for Western Readers, S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pril 24th. 1998, pp8—9.）
　　这种特殊的“阿拉伯主题”和“阿拉伯形象”被好莱坞电影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国影片中涉及阿拉伯题材的仅在20年代就有87部之多，而在60年代共有118部中东题材的影片。 好莱坞生产的这类影片在表现阿拉伯的异国风情和东方情调的同时，绝大多数突出的是一些负面的主题，从本世纪早期表现阿拉伯人的诱拐、偷盗、妒嫉、土匪和复仇等主题，到60年代增加了谋杀、背叛、折磨、爆炸、卖淫、造反、走私和叛国等主题，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恐怖活动的内容，把阿拉伯世界塑造成一片邪恶之地。（注：参阅张辉编译：《美国电影中的阿拉伯人形象》，《环球银幕画刊》，1998年第1期。）
　　其实，“阿拉伯主题”和“阿拉伯形象”由来已久，西方的东方学家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以他们自己的眼光建构包括阿拉伯在内的东方形象。他们津津乐道地把东方描绘成荒诞、野蛮、落后之地。而当代西方人不仅没有随着对东方越来越多的了解而改变他们对东方的看法，反而由于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而深化他们心目中固有的东方形象。
　　这种奇怪的心理更多的是出于对东方崛起并向西方发起挑战的担心。尤其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或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中东和全球的蔓延之势，使得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人深感不安和忧虑，因为“伊斯兰正在作为西方政治体制深刻的文化挑战而起作用。”（注：Bryan s. Turner: 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183—184.）伊斯兰的挑战在他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社会和政治复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注：Samuel P.　Hu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