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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简述日本遣使唐朝的目的及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渠道与“书籍之路”的文明涵义的文化交流论文下载：“丝绸之路”最初是西方人针对东西方贸易路线提出的术语,不能无节制地套用于世界其他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一般而言,物质文明缺乏自我再生能力,而精神文明则可影响人们的心灵,并超越时空,惠及后代。日本的遣隋唐使均以购求书籍为重任,这便是中日两国虽然人员往来极少,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甚多之原因所在。

[关键词]中日关系史;东亚文化圈;遣唐使;东西文化交流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首创,他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继李希霍芬之后,赫尔曼、斯坦因等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勘查,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①的东西交通路线。19世纪末欧洲人倡导的这一艰深的专业术语,今天不仅已为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甚至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词汇。进入20世纪中期,好事者不断扩大“丝绸之路”的概念,除了传统的“沙漠丝绸之路”,还认为存在着“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等②。“海上丝绸之路”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赏,近年成为国际性热门话题③。在中国,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为了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在日本,古都奈良以“海上丝绸之路终点”自居,成立了“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纪念国际交流财团”、“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笔者虽然多次参与筹划中日两国的相关学术活动,频繁往来于宁波与奈良之间,但疑窦也由此而生。尤其是多次观览享誉“海上丝路博物馆”的日本正仓院之后,疑问逐渐变得明朗,遂产生一股倡导“书籍之路”的强烈愿望。

一、“海上丝路博物馆”探秘

2001年10月,第53届“正仓院展”在奈良开幕,翌日传出一个令人惊愕的信息:展品《成唯识论》第四卷的卷末,发现“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墨书文字。其时,笔者正在当地主持“往返丝绸之路的遣隋使•遣唐使”国际会议,即与几位同行前去核实,初步确认纪年墨书与经文出自同一人之手。《成唯识论》共10卷,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从显庆4年(659)闰十月开译,同年十二月完成,其徒窥基(慈恩大师)担任笔受(记录)。“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的墨书表明了第四卷译完的时间,按照一般程序,须再经润文、缮写等程序之后才上呈朝廷。现藏正仓院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很可能是未经润文、缮写的窥基手稿,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入唐僧,道照(一作“道昭”)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回国时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道照回国后创建禅院,“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并不错误,皆和尚之所将来者。”④由此看来,这部《成唯识论》大概是回国时玄奘所赠,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1]。正仓院被称为“海上丝路博物馆”,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奈良时代(710—794)原是东大寺的校仓,日本天平胜宝8年(756)圣武太上天皇去世,光明皇太后捐入先帝庋藏的“国家珍宝”600多件,其后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这些皇室至宝多为遣隋唐使带回的唐代文物(包括西域文物),如抄录六朝至隋唐诗文的《杂集》,光明皇太后临书《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真迹,王羲之书法摹本20卷等等(《东大寺献物账》)。正仓院宝物品种繁多,含书籍、文具、礼器、佛具、玩具、服饰、食具、药物、武器等,虽然不乏丝绸制品(如服饰、佛具),但比起金银器、玻璃器、漆器等要逊色很多,而至宝中的至宝莫过于文献典籍。正仓院究竟收藏多少文献典籍,笔者尚未做过精确统计,其数量当以万计。比如,庋藏佛教书籍的“圣语藏”就有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宋版114卷,总数达4 960卷之多。前面提到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只是其中的一卷而已。笔者前后6次参观“正仓院展”,匆匆浏览丝织品、陶瓷器、金银器后,总是伫立在书籍展台前陷入沉思:若论对日本文化影响之巨大,对日本人心灵渗透之深远,究竟是色彩斑斓的丝绸残片,还是深奥难解的汉文典籍呢?

二、周作人的“优孟衣冠”论

20世纪初(1906),周作人追随鲁迅留学日本,在东京住了6年后回国。30年代中期(1936),他在北平寓所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叫《日本的衣食住》(收入《日本管窥》、《苦竹杂记》等),回忆当初在日本的感受:“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2](p.28)所谓“古昔”,作者解释即“中国古俗”,文中还介绍“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因此断言,“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且不论周作人的比喻是否妥当,大凡中国人踏上日本国土,尤其是去古都奈良、京都观光,多少会产生似曾相识、回归往古的奇妙感觉。在日本急遽西化①的近代尚且如此,全盘模仿中国的古代则更不待言。隋大业四年(608),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隋书》倭国传),表明7世纪初日本部分地区已经“华化”了。五代义楚著《释氏六帖》,说“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到日本,“今人物一如长安”。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并由此化生出“慧思转世倭国王子”、“杨贵妃东渡日本”等等传说[3] (pp.329-393)。如果上述诸例说的是“海上丝路”的景观,那么,“沙漠丝路”又呈何种景状呢?兹引录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一作《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4](pp.1306-1307)②这首脍炙人口的送别之作,堪称千古绝唱。友人元二将离咸阳(渭城),前往安西(唐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境);王维为之饯行,再三劝酒,依依不舍。诗眼即在“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因为出了“阳关”③,再也碰不到“故人”,面对的将是文化习俗迥异的陌生世界,所以,读来便觉诗中涌动着一股生离死别的悲壮之气。既然同为“丝绸之路”,东西两地的文明景观为何如此相异?一种解释认为:唐代日本频繁遣使来华,促成中国文化大量东传。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日本由于大海阻隔,唐代约300年间来华使团不过15批,平均20年才一次;相比之下,西域诸国与唐陆路相通,使团往来远较日本频繁。以大食为例,从651年至798年遣使39次,平均3年一次,有时一年数至[5](p.31)。显然,文化的传播并非一定与人员往来的频率成正比,关键是看使团为何而来,携带什么而归。回头再看周作人的随笔,他说日本与中国相似,“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周作人巧用“优孟衣冠”的典故④,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已超越了模仿皮毛的阶段,而将之化为血、化为肉、化为骨了,因而中国文化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运往西方的丝绸,大抵只能做成“衣冠”,或供权贵炫耀,或为女士增艳,虽然可以暂时装点门面,毕竟无法影响其心灵。那么,不属“优孟衣冠”的日本,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呢?

三、日本遣使唐朝之目的

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途中船毁人亡事件频频发生。贞观五年(631),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6](p.5340)。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自云路经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