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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与历史嬗变过程中,法国文学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法国学者伊夫•谢夫莱尔曾指出:人们知道,对法国和整个西方来说,发现中国意味着什么。至于中国,她首先对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产生兴趣,继而又屡屡受制于武力威胁,因而中国只是从20世纪起,才真正向欧洲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开放。中国、法国,这是两个最终互相发现,而又彼此丰富的世界。20世纪中国现代作家在建构新的民族文学的殿堂中,在法国文学中发现了什么,又是怎样采撷法国文学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世界的,法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相比,有着怎样的特征,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深入了解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及其特征,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都是极有意义的。法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灿若星斗的法国文学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天空中留下了耀眼的光辉。16世纪人文主义时期的拉伯雷、莫里哀、蒙田,18世纪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与卢梭, 19世纪浪漫主义文人雨果、大仲马、乔治桑,19世纪自然主义作家左拉、莫泊桑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 19世纪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兰波,20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家瓦雷里、克洛岱尔、谢阁兰、罗曼•罗兰、纪德、萨特、贝克特等,都是影响中国文学的让人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巨匠。20世纪中国文学对法国文学的选择是有着自身的特征的。

一、法国文学译介的时代性特征

法国文学在中国传播有过三个高峰。一是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期,二是30、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期,三是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复兴期。五四前后的法国文学译介热潮是五四现代思想启蒙与现代文学启蒙的双向选择,对法国文学的译介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价值取向。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时期的思想领袖伏尔泰,是影响法国及整个欧洲的哲学家、思想家与文学家。作为文学家的伏尔泰,他基本上承袭的是17世纪古典主义的传统,他的创作成就主要反映在戏剧创作与诗歌创作上。他毕生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写有50多部剧本。然而,本世纪初的中国作家与学者却对他的冷嘲热讽、尖锐泼辣的哲理小说情有独钟。当时《学衡》的中坚人物吴宓指出:“福禄特尔著作之最要者,在今日观之,非其长篇巨制之历史,精心结撰之史诗,而其出之偶然,最不矜持之短篇小说。盖福禄特尔之文章之魔力及其破坏之大功,全恃其善用讥刺之法。冷嘲热讽,寥寥数语,寻常琐事,而写来异常有力。极刻峭,极辛辣,极狠毒,而又极明显,极自然合理,……使读者一见,即觉旧制度旧礼俗等之不近人情,不合天理,而当去之矣。”[1]早在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十分推崇伏尔泰文艺的思想启蒙意义。他希望作家“以其身之所经历,及其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要像伏尔泰那样,用小说戏本改变“人的风俗”,“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2]至二三十年代,中国一些重要的人文杂志报刊,如《晨报副镌》、《语丝》、《莽原》、《新月》、《东方杂志》、《文艺月刊》等发表了大量有关伏尔泰的小说译文或评介文章,形成了译介的“伏尔泰热”。至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陈钧翻译的《福禄特尔小说集》,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对伏氏小说的推崇也不乏中国现代小说审美借鉴之需要。译者陈钧在译序中称道:“其小说集中每以怀疑之态度,写其孤愤之思,悲天悯人,丑诋当世,用笔既深且刻,立意曲曲可悲,读其文固无不击节叹赏也!虽然,彼于提倡维新肆意破坏之中,行文则置为整饬,遣词则极其雅训,而且譬喻百出,奇趣横生,文章思想,靡不美备。”另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与文学家卢梭,也受到极为推崇:“福禄特尔与卢梭为造成法国大革命最有力之二人,其地位之重要,可以互相颉颃。”[3]卢梭在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中,被罗曼•罗兰誉为“暴风雨的前驱,新时代的导师”。卢梭的思想,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1898年卢梭的政治理论著作《民约论》(又名为《社会契约论》)的中文节译本在我国出版[4]。他在书中批判了强者自有特权,奴役天生合理的封建法权观念,认为只有全体社会成员的约定(即“民约”)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因而,国家只应该是自由的人民所订立的社会契约的产物。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人民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而最好的政体应该是民主共和国。在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卢梭思想的引入,立刻受到思想界广泛关注与热烈欢迎,因为它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梁启超、严复等都十分推崇卢梭,卢梭的思想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指南。梁启超称颂卢梭与另一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是“孕育今世纪”的“先河”,其功在华盛顿、拿破仑之上:“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5]梁启超还根据日文本大量翻译了包括卢梭在内的启蒙主义时期的西方哲学。“国内大多数人之略能够知道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诸人学说”,大多是由于梁启超流畅明达的重译或重述。[6]辛亥革命时期,卢梭又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精神向导。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民主共和制成为资产阶级旧革命派的理想。被誉为“女界卢梭”的革命奇女子秋瑾,把卢梭作为精神的偶像:“英雄争挽鲁阳戈,卢梭文笔波澜血。”[7]南社诗人也用澎湃之革命激情讴歌卢梭,“中国侠风太冷落,自此激出千卢骚”。[8]然而卢梭的民粹主义的救赎激情与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思想自然是不能救中国的。而在五四时期的作家眼里,首先接受的是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卢梭,作为启蒙主义政治思想家的卢梭,退居到了第二位。当然作为同一个卢梭,“他的《民约论》和《忏悔录》代表着人类近代意识的不同侧面:民主意识和自由意识。”[9]卢梭的《忏悔录》在五四时期风行一时,就像《民约论》曾风行于辛亥革命时期一样。在二三十年代《忏悔录》的译本就有多种,人们希望借助“卢骚这个大胆的浪漫派,来掀动推翻和重新改造‘旧中国’这个无聊的古典派的假社会,与腐臭的人心。”[10]崇尚自我,纵任感情,热爱自然是卢梭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鲜明的特色,并对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生了巨大影响。卢梭被公认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五四文学对自由意识的向往,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张扬,对个性主义的歌颂,特别是创造社作家的迷恋自然与自我暴露的创作倾向,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卢梭的强大影响。作为创造社的代表作家郁达夫的文学思想,与他的“自我小说”,最突出地显示了他所接受的卢梭的影响。卢梭在郁达夫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他说:“千部万部的卢骚传记,总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价值的永久。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骚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末日,创造者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止,才能放尽它的光辉。”[11]从郁达夫的长篇论文《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12]来看,郁达夫对卢梭的思想与艺术有着透彻的认识与亲近感、认同感。郁达夫说:卢梭“是一个热爱人类的人,然而处处被人类的阴险毒诈所伤透了以后,就不得不厌弃人类,厌弃社会了。他本来是不善辞令谈吐拙讷的人,但一到了脑里的思潮汹涌,胸前的热情喷发的时候,又只想一泻千言,比人家说得多,比人家说得好,但其结果,反只好默默无言的站在一边。”郁达夫从黑暗的社会压迫中,从卢梭的不幸的人生境遇里,看到了一个孤独者言说的思想力量与思想意义。郁达夫说卢梭的《孤独散步者的梦想》,“实在是最深切、最哀婉的一个受了伤的灵魂的叫喊”,“孤独的人,读到此书,总没有一个禁得住不为他或自己而落泪的。”(郁达夫从1930年起,又陆续翻译了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郁达夫非常推崇卢梭的返回自然、崇尚自然的思想与描写自然的高超艺术。“大自然的秘密,差不多被他阐发尽了。他的留给后世的文学上的最大影响,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