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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英语语言学论文，笔者认为恩古吉的反讽极具抗争精神。不管身处怎样的时代环境，遭受怎样的监禁与镇压，甚至迫于无奈，必须流亡海外多年才能换得创作自由，恩古吉总是以笔为戈，以反讽为戎。形式虽是间接，却以退为进，勇敢而坚毅地剖析社会问题，揭露黑暗与不公，为底层民众大声疾呼。这背后显露的是恩古吉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他清楚地看到殖民者的伪善面目，以及后殖民社会看似独立、平等下的依附和剥削。

第一章  反讽的阶段性特征：从含蓄到夸张

第一节 历史问题中的温和对抗

20 世纪 30 年代，黑人性运动的爆发使得非洲现代文学在非洲的法语地区率先开花结果，诞生了包括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在内的一批作家和诗人。黑人自觉运动提倡恢复黑人的权利，运动者创作诗歌，歌颂黑人的美丽、高贵、积极的活力和精神，激励非洲人民自我觉醒、自尊自爱。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文化运动由法语地区向英语地区转移，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以及南非部分地区成为了新的运动中心，诞生了诸如握雷·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等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知名作家。包括肯尼亚在内的整个东非地区被认为是文化上的一片不毛之地。东非英语文学被冠上了贫瘠、寂静、死气沉沉等代名词。东非的整体面积和总人口量远少于南非和西非，而且与欧洲文明产生交集的时间也较晚，因此当其他地区的英语文学焕发光芒时，东非地区仍处于阴霾中。这一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起初并没有引起包括肯尼亚在内的东非作家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英语文学在东非本土受众颇少，着重于斯瓦希里语、基库尤语等民族语言的写作才应是大势所趋。直到 1962 年，乌干达首都坎帕拉（Kampala）召开的一场会议完全颠覆了东非作家们的观点。会议的主题是探讨非洲文学的英语表达，且仅邀请了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参会，因此东非的著名作家，如斯瓦希里语诗人希尔克·莎尔班·罗伯特（Sheikh Shabaan Robert，1909-1962）等都未受邀出席。整个东非仅有恩古吉、丽贝卡·恩杰鲁（Rebeka Njau，1932—）和格蕾丝·艾米丽·阿克因·奥戈特（Grace Emily Akinyi Ogot，1930-2015）在内的几位大学生出席，这令东非作家们既焦虑又难堪。同属于一块非洲大陆的各个国家却在文化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这让东非作家们一时难以接受，陷入了深深的文化自卑情绪，例如乌干达作家塔班·洛·利永（Taban Lo Liyong，1939—）认为，南非和西非的文学深深打击了他的民族自信，并写作文章《我们能否消灭东非文学贫瘠的现状》（Can  We  Correct  Literary Barrenness in East Africa，1969），深入讨论如何让东非英语文学重现生机。

第二节 回归现实后的高声批评

尽管《孩子，你别哭》和《大河两岸》在出版后广受读者和评论家的赞许，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恩古吉极力为肯尼亚英语文学的复兴而做的尝试，文风与南非、西非等已成名的作家相比仍有失稳健。1967 年出版的《一粒麦种》被肯尼亚文学研究专家西蒙·吉康迪（Simon Gikandi,1956—）评价为“恩古吉脱胎为成熟小说家的一部代表作”1。《一粒麦种》创作之际，肯尼亚独立后的发展方向越发不明朗，国家独立携带的欢愉与兴奋日益消退，新的危机和矛盾日益暴露。随着时间的推移，梦想中的自由、美好生活并没有到来，在美苏冷战、城市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贫富差距逐日增大，与殖民时期相比，底层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人民的生活依旧贫困而落后。肯尼亚政府有意发展民族企业，却又允许政府官员经商，最终导致官商勾结，共同压榨普通民众，引发诸多不良后果。官员与外国资本家密切交往，一直到现在，英国垄断财团依然在肯尼亚具有一定影响力，国内最肥沃的土地也依旧被外来资本家所掌控。肯尼亚的第一任副总统贾拉莫吉·奥金加·奥廷加（Jaramogi Oginga Odinga，1911-1994）将其自传命名为《仍然被奴役》（Not Yet Uhuru，1967），以此表明独立后的肯尼亚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加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却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启迪和滋养，肯尼亚作家们惊觉，之前为民族独立声嘶力竭的疾呼和对民族英雄的赞美，所换来的竟全是欺骗与背叛，正如历史学家弗莱德瑞克·库伯（Frederick Cooper）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在肯尼亚本土还是海外，肯尼亚的小说家们都是最先对后殖民政府的腐败与不作为提出抗议的。”1小说家们开始质疑重述历史的价值，重述历史的形式能否负担起表达现实需求的重任？对现实的描绘和批判又该在作品中占据多少的比例？在作家们对历史主题提出质疑后，新兴的肯尼亚文学的使命也不再是肯定历史的有效性，而是转向当下的现实问题，专注于对现实的描写。

第二章  反讽的表现形式：无处不在的锋芒

第一节  错愕的情节

恩古吉的小说中，原本平稳发展的故事刹那间就会迎来情节上的反转，常令人有措手不及之感。情节上的反转让预期的结局与实际截然相反，恩古吉在“读者的心理期待与故事的实际发展之间创造巨大的落差”1，瞬间打破读者的定向心理期待，以此达到反讽的效果。《一粒麦种》中的茅茅战士基孔由被抓进拘留营，妻子梦碧他在狱中唯一的精神支柱，然而伴随时间的流逝，梦碧的身影和与她相处的回忆逐渐消退。失去了唯一的支撑，基孔由怀着压抑和羞愧向殖民者招供了，一心只盼望再次见到梦碧，重新开始以前的生活。然而，当他满怀希望地重返家乡，却发现心目中纯洁、不可玷污的梦碧怀上了别人的孩子。由此，梦碧身上“圣洁”的标签被撕毁，“圣洁”与“肮脏”，“美梦”与“噩梦”的全然对立制造出反讽的效果，而这样的对立越是鲜明，反讽的效果就越是突出，从而使得“赞誉背后隐藏了讥讽，颂扬应当解说成挖苦”2。恩古吉以这一反转情节表达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政府的讥讽态度。在紧急状态下，西方殖民者关押了众多起义者和其他无辜群众，以漫漫无期的牢狱生活折磨他们的精神，逼迫他们招供罪行。在民族独立运动的背后是众多家庭的破碎，但为之付出生命、牺牲家庭的英雄却没有在独立后得到应有的回报，被殖民者打废了腿的战士只能靠双手勉强度日。同时，基孔由想重返以前的时光却未能如愿，也暗示着经历过殖民的非洲大陆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的部族生活，沾染上西方印记的非洲只能向前不断摸索，找出一条新的道路。

在《十字架上的魔鬼》中，独立时期肯尼亚社会的面貌得到了深度的揭露。农民瓦恩噶丽（Wangarĩ）失去了土地，“所幸”遇到了一位同胞并很可能得到工作，非洲同胞却叫来警察以流窜罪逮捕了她。本国合法公民竟然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走动，未经允许就是触犯了法律条例，这样的规定真可谓匪夷所思。另一方面，盗贼们在黄金山山洞中大肆夸耀自己压榨大众的事迹，吹嘘如何利用土地买卖或开办学校等方式发家致富，竞相争夺盗窃首领之位。瓦恩噶丽叫来警察抓捕偷盗贼，却反被警察抓进监狱，穆图里（Mũturi）带领的工人和学生起义军也遭到镇压。

第二节  亦真亦假的时空

1977 年末，恩古吉入狱。《十字架上的魔鬼》的创作都是在监狱的高压环境下完成的，即便是出狱后，恩古吉的写作依旧受到政府的监视与管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恩古吉调整了小说的叙述策略。虽然《血染的花瓣中》也有用多重叙事声音的尝试，但是《十字架上的魔鬼》和《马蒂加里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