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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隐喻在政治语言中的使用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该用法主要围绕着两大主题:第一,在修辞上,代写英语论文使用隐喻是为了创造新含义,挑战先前固有的理解方式;第二,隐喻可用做政治话语中的日常习语,从而淡化政治意识。
许多修辞学家已证明,由于频繁使用,隐喻正在逐渐“死去”。很少人能识别隐喻的视觉特性或语源。隐喻变得词汇化了,似乎只有本义,而不再有喻义。这种从显性、鲜活的隐喻到隐性、固定的本义的迁移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莱考夫和约翰逊曾指出,语言中的许多概念源于身体隐喻,特别是空间隐喻。这是因为人体的体验能够最直接地被人理解,因此,从活隐喻到死隐喻的迁移亦即从身体形象到抽象概念的迁移。
那么,这一迁移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有人认为,这个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渐变的。通常的假定是,迁移的发生是出于习惯心理而非推论的或交际的过程。隐喻随着不断的使用而日渐钝化。德里达在其“白色神话学”中提出了隐喻的历时假定论:频繁的使用消蚀了活隐喻,最终导致其死亡,正如硬币的图案被磨蚀了一样。
消蚀论基于认知上的假定,即人们在使用隐喻的经历中,感知的敏锐性随着不断的使用而逐渐迟钝了。这似乎表明,语言使用者在心理上逐渐习惯了语言成分。然而,消蚀论没有涉及隐喻使用中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实际上,语言使用者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并借用隐喻达到说话的目的,即特定的使用者/说话者可能带有特定的修辞目的。而且,当一个隐喻被重新激活的时候,它未必就在使用者的头脑中激活心理或认知。
与之相反,格鲁兹堡(Glucksberg)的磨损模式(attrition model)强调语言的语用学。隐喻的运作似乎建立在双层意义(本义和喻义)上。当本体被描述为“类似于”其他事物时,它与该事物之间存在着共性。隐喻越突出,其共性就越隐性,异质性也就越明显。而当现有的词典中没有现成的词语来指称这些共性时,共性就会趋于隐性。这样,当后来的使用者/说话者想要运用该概念时,就会借助于这类比喻性的术语。最终,原来的隐喻就变成了非比喻性的词条。在这里,语用因素要比经验因素更重要。
下面,本文将通过隐喻短语“smoking gun”在政治话语中的使用来考察这一模式。
隐喻的由来
在伊拉克战争中,该术语频繁出现于美国国内的争论中。当然,其意思不是指“枪管正冒着烟的枪”,而是指找寻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该隐喻最早被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汉斯•布利克斯使用,他在2003年1月10日否认已找到的武器就是“smoking gun”。此后这一词语被广泛使用。然而,他在最初使用该隐喻的时候,并未提及它的来源。究其现代用法,可以追溯到1972年的水门事件。当时,就发现的一盘录有尼克松及其助手涉嫌阻碍FBI调查的对话磁带,共和党议员巴伯•可纳布尔宣称“这盘磁带看似一个‘smoking gun’”。这里,有几点提请注意:
(1)严格意义上,原用法是明喻而非暗喻。这就是说,该短语起初是以明喻来构思,后又是以暗喻生存和死亡的。
(2)构思行为不明显,然而其产品却被赋予了生命,并进入社会。
(3)可纳布尔的明喻是以莱考夫等所描述的暗喻方式运作的。“枪管冒烟的枪”的形象代表了确凿证据的概念。物理概念被用来描述抽象概念,经验被中介化了。
(4)在水门事件中,隐喻指的是话语,即磁带上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隐喻没有也不能逃离纯粹的非言语的经历。
(5)英语中没有现成的单一的词汇能像“smoking gun”那样,指称融本体与喻体于一身的抽象概念。另一个习语表达法“catch somebody red-handed”(即抓住某人时其手上沾着鲜血,还没来得及洗掉)既非名词形式,也不能完全表达“smoking gun”的含义。
从隐喻到习语
汉斯•布利克斯在评述弹头并非“smoking gun”的时候,可能出于习语的用法,然而该习语不像“red-handed”是一个公认的习语,而是显示出与特定语境联系的迹象。
“smoking gun”的修辞语境就是政治危机。水门危机是其原型,尼克松总统代表其原型领袖,谎言可能为“smoking gun”所揭露。这样,“水门”从一个特定宾馆的名称演变成了一桩特定的政治丑闻的名称,并逐渐指称类似于原事件的类范畴,如Irangate(伊朗门事件)、nannygate(非法公用保姆丑闻)、Whitegate(白水门事件),甚至Lewinskygate(莱温斯基性丑闻)等等。
在原型上,“smoking gun”是确定丑闻就是丑闻的证据所在。“门”和“smoking gun”同属政治指控的修辞法。“门”与“smoking gun”之间的联系常常可以在媒体报道中见到。
搜寻“冒烟的枪”(证据)
隐喻在过渡到习语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与原本体不相容、而与新修辞功能兼容的特性。水门磁带虽然被比喻为“smoking gun”,但是“smoking gun”作为高层政治丑闻的证据的能指,在主要方面有别于一支枪管冒烟的本义的枪。从本义上说,烟转瞬即逝,铁证不再是铁证。而其喻义丧失了这种即逝性,成为新的普遍性类别的原型。这样,“冒烟的枪”就成了指控者为揭露总统丑行而要寻找的东西。该习语的修辞是指控性的,意指有证据,但尚需找到。其用法还在于,它能够发挥辩论功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政治辩论。
重新激活垂死的隐喻
休眠的隐喻没有完全死去,其喻义可以被重新激活。这一激活过程并非如莱考夫所说,是作者和读者对隐喻的鲜活的心理回应,而是一个散漫的行为。其意义构成修辞战略的一部分,借以抵制传统隐喻及其隐含意义。如上所述,隐喻“冒烟的枪”暗含指控含义。为了扭转这一暗示,说话者可以拆分或重新界定原隐喻的概念。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萨达姆被控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违反了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为此,美英进军伊拉克。然而,随着时局的进展,相关证据并未找到,这就使伊战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相应地,美国官方的措辞也进行了调整,最明显的就是拒绝拿出证据“smoking gun”。
据《卫报》2003年1月27日报道,唐宁街发言人坚持说,所谓的“smoking gun”,即长久的武器藏匿计划,并不是导致战争的惟一合法原因。可见,政府在刻意拉开与该习语的距离。另据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称,英国外交秘书声称萨达姆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本身就违反了联合国法案,不需要什么“smoking gun”,“smoking gun”一直都是左翼自由主义发明和发展的臆想而已。也就是说,该词语是政府反对派的臆想而已。这是从物体“smoking gun”到修辞主张的迁移,即从明显客观性到质疑性修辞的迁移。
在这一背景下,左翼派把习语放在明显客观性的、事实的修辞逻辑上,要求“smoking gun”这样的铁证。而右翼势力则通过拆分,甚至提供思想解构抵制这一用法。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能运用此种修辞策略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反驳对方的论点。
到2003年,联合国武器核查员仍未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关于“smoking https://www.51lunwen.org/ gun”的讨论更趋激烈。在此形势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对原隐喻进行了重新激活和阐释,意指该习语运用得不恰当。
鲍威尔在接受NBC晚间新闻的采访时曾说:“如果国际社会看到萨达姆没有为澄清事情而予以合作,他就违反了联合国第1441条法案。所以并不需要真正的证据———‘smoking gun’。”鲍威尔承认“smoking gun”证据论点是普通意义的,但同时又试图超越这一意义。
一周后,在接受“60分”的采访时,鲍威尔采取了不同的说法:“他(萨达姆)不能自圆其说这一事实就可以是一个‘smoking gun’。这支枪已经冒了很多年的烟了。”这次,鲍威尔回到该习语的根本喻义,试图挑战其恰当性,或者重新阐释其喻义基础。他这样做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1)质疑其似乎不可争辩的应用标准,暗示多种合法解释;(2)以不同的方式隐喻化该习语。鲍威尔对习语的重新激活是辩护性的:他在对没能拿出证据的指控作出回应。他以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重新阐述了“smoking gun”的意义。
结　语
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隐喻能够演变成习语,这一演变不是通过习惯过程或对原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