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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也是一个理论探讨型和实际应用型相结合的研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拓宽多模态转喻研究的内容，发掘多模态转喻和批评话语更大的研究空间。同时通过对批评话语进行转喻分析，是为探究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方法上的参考，也为探索合适中国政治话语的话语策略以及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借鉴。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当前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转喻理论有着更高的要求。转喻理论研究直至目前，无论是从理论意义还是实际应用上都还不够清晰，理论体系尚待完善。一方面，概念转喻研究是一种思维和认知的阐释。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转喻的表现形式也不再拘泥于语言文字，而应将图像、声音、空间等其他符号纳入研究视阈内，应充分考虑多个模态相互作用下的转喻表达，即结合多模态的形式来扩展转喻研究内容。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已经对隐、转喻开启了围绕以批评话语为中心的批评转向和社会转向研究，使得隐、转喻能够实现在社会文化现实中的语言分析，即发展出由转喻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批评分析方法。所以还应通过多角度及不同研究层面和对象的研究，夯实转喻理论基础，拓展转喻理论应用。

批评话语研究主要以揭示话语中所隐含或偏离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以及权力不平等现象为主。主流方向的批评话语研究将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分析语言结构中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流露，但研究理论、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潘艳艳提出：“结合不同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拓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1]。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伴随着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迅猛发展，语言与认知关系备受关注等事实，使得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理论，也都可以为批评话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这种新兴的认知视角弥补了传统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及方法上的不足，可以达到有效、准确的交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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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对象

批评话语以多模态形式出现时，无论话语题材如何，其中最常出现的两种模态一直都是文字模态与图像模态。文字模态表达了事件基本的外在概念与内部含义。图像模态相较于纯文字而言，通过构图手法、视角选择、意义象征等，可以更加直观、清晰、具体的传达人物或事物的明显特征，有时甚至能表现出某种态度或目的。话语构建者对话语接受者而言，为了能够实现更加生动形象的传播意识形态、传递话语目的、引导感情回应和树立良好形象的综合作用，所以在文字模态和图像模态之间的关系选择上尤为用心。

批评话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政治语篇中，内容关乎到政治信仰、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政治新闻语篇更是拥有以上的实质，此外它还拥有着客观公正的特点，同时也是话语构建者立场和意识的载体。批评话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多模态转喻表达，因为转喻的构建和凸显作用，能够传递出语篇构建者通过图文之间的特殊关系，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政治事件，进行针对性、凸显性的揭漏和批判的目的。

由于多模态话语中模态与模态之间拥有着复杂的作用关系，为了更加鲜明的体现转喻在政治新闻语篇中的批评作用，本文只选择多模态话语中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图文模态间的转喻互动作出详细说明，旨在揭示图文模态背后的资本主义立场所固有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意识形态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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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2.1 文献综述

转喻曾被看作是一种“修辞手段”，是词汇间的一种替换方式。自从 1980年，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转喻同隐喻一样，具有强大的认知功能，是人类认知思维的重要方式”[3]。学界经过近 40 年的研究，将隐喻和转喻的概念性本质和类型学研究已经做到了一定的规模，对于二者的界定也有了普遍的认同。但认知语言学还是偏重隐喻的研究而忽略了转喻的概念和语言学层面的论述。

近 5 年内，学界对转喻在构式、语篇分析、语料库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且产生了多模态转喻的研究态势。鉴于语言文字只是人类众多交际符号中的一种，单一的文字模态已经不能满足人类交际的需求。图像，声音，视频等多媒体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人们便开始关注起与语言文字相关的其他符号资源。这就导致单纯依赖语言佐证而提出的转喻理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且转喻只有在任何交际符号中都被认为具有明显的认知思维性，才能被证明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由此便框定了转喻多模态形式的研究方向。

批评话语研究是一种新的趋势，主要内容是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评价观来研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语篇中的反映及语篇创造出来的过程。在原有的批评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下，随着研究的发展逐步实现由“外在批评”向“内在批评”的转换，对其研究的方法也不能再局限于最初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的理论基础，而是有了认知语言学等其他层面上的拓展。

图 2-1 国外转喻关键词及出现频率统计（199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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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框架

批评话语研究在近现代以来深受语言学家的青睐，由批评话语研究概述可知，最基础可行的理论基础还是批评话语分析。但其研究的理论方法绝大多数都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这类的传统话语分析方法显然已经不再符合现今的研究。结合认知语言学的新兴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语义的表达方式。所以说，认知语言学的相关分析方法无异于为话语分析、批判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本小结将对认知语用哲学观、批评认知语言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作为理论框架做详细论述。

2.2.1 认知语用哲学观

语用学自形成以来研究的主旨就是探究对话语的生成与话语的理解，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则是指“符号在交际意图、语境、推理等的干预下做出的种种解释”[81]。

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近代研究分支，起源于语言哲学。由于那时的大部分哲学家发现并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于是出现了哲学向语言学的转向，以此发展出语用学。20 世纪中期，语言哲学分化出了两个对立学派：分别是理想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学派。前者主要研究人工语言的逻辑系统，后者则强调自然语言。对比前者，后者对于本文的影响更大，其中以 Austin 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和 Grice 的会话含意理论均源自于普通语言哲学基础上。

认知语用哲学观同样是起源于西方哲学领域，而后产生认知与语用的哲学转向，即认知语用学。在哲学视阈中，认知语用学同体验哲学和阐释学并驾齐驱，其历史行径历经了古典哲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最后到达认知语用的先验观。Kant 是认知语用的先验观的代表人物，他从先天综合判断出发, 通过先天逻辑演绎, 推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大概念范畴和认知的图式理论。此后，Grice 以合作原则为核心提出了会话含意理论（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Theory）[82]，开展了语用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Grice 更是成为了受哲学启发的言语使用道路上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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