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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ice conversation standards of discourse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bstacles to afford the new perspective. The author thought literature art creators is also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to se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articipants, so with cultural schemata theory and from the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discourse implicit meaning two perspectives conversation criter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role.
Keywords: grice conversation criteria; Cooperation principl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ultural schemata; Discourse implicit meaning
摘要:格赖斯会话准则作为语篇分析的重要工具,为文学翻译实践过程中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消除提供了新的视角。笔者以为文学艺术创作者也是遵循合作原则发送信息的交际参与者,故借助文化图式理论,从常规与非常规话语隐含意义两个角度探讨会话准则对提升文学翻译品质的作用。

关键词:格赖斯会话准则;合作原则;文学翻译;文化图式;话语隐含意义

1975年,格赖斯(H.Paul Grice)在其论文《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创造性地提出会话准则(conversational maxim)理论,认为交际参与者必须遵循合作原则才能展开正常的交流。所谓合作原则,主要包括四项会话准则———数量准则(MaximofQuantity)、质量准则(MaximofQuality)、关联准则(MaximofRe-lation)和方式准则(Maxim ofManner)。迄今为止,格赖斯准则(Gricean Maxim)始终被视为语用研究的关键领域之一,并成为语篇分析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由于翻译理论探索与实践操作的推进,也离不开源语文本与译入语文本异同的比较分析,因而合作原则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强调信息发送者意图的工具性翻译(instrumentaltranslation)。尽管如此,翻译学者们对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长期持怀疑态度。但笔者以为,合作原则作为信息交流的基础,即便是对注重审美情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自有其独特表现,值得译者审慎诠释。

一、文学作品中合作原则的表现

广义而言,格赖斯准则可以被简述为“表达清晰”。有的学者坚持认为合作原则不适用文学作品的理解:一方面,无论基于何种实践标准,多数文学作品显得过于冗长;另一方面,虚构的小说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很难将其调和并等而视之。就关联原则来说,文学作品并无直接的社会效果可言,亦无所谓关联。更糟糕的是,违反方式原则甚至被视为文学作品引人注目的艺术特征。尽管反对运用格赖斯理论阐释文学作品的呼声此起彼伏,笔者以为语篇的清晰度应当基于文本功能进行探讨。文学创作的意图当然不在于简单地提供信息,而是更为强调审美效果。我们不会期望创作者将其观点直接强加于读者,而是富有技巧性地引领读者挖掘作品的内涵。不可否认,为实现该目的而创作的多数文学作品,篇幅还是相当合理的。至于质量准则,我们应当牢记的是文学作品的设计并非“旨在描述现实世界,而是为了通过描述一个替换的或虚构的世界来激发个人对现实的洞察力”〔1〕。只要这个虚构的世界是模拟现实世界前后一致地构建起来的,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不真实的。通常,作者总是出于特定意图从事艺术创作的。虽然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是间接而渐进的,但创作者总是通过语言形式的选择,指向预期产生的效果。以此观之,文学作品自有其关联性。真正的问题也许表现在典型的文学作品总是模棱两可,允许读者以各种方式加以诠释,这是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总是避免传统表达的惯用途径”〔2〕。因此,晦涩文本背后隐含的深意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关键。

二、文化图式

深入理解英汉文学翻译中合作原则的影响,我们必须借助另一重要语言学概念———图式,即信息接收者记忆中现有的知识结构。图式理论是由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最早提出的〔3〕,随后作为语篇分析理论得以长足发展。显而易见的是,交际参与者如果共享相同的文化图式,便可借助图式传递远超越言辞之外的巨大信息量。尤其在文学作品的诠释过程中,文化图式至少可以在三个维度发挥作用:语言、文本及世界。其中,语言图式方便读者基于预期理顺各个层面的语义含混;文本图式则主要关注虚构世界的事实组合;而世界图式指向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图式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新经历的理解是通过比较记忆中类似经验的模式实现的”〔3〕。这当然有助于我们搭建特定文本的连贯性。但人们遭遇的情形有时可能偏离现已确立的文化图式,甚至截然不同。在此情景下,我们唯有调整已有的图式,使之适应新的经历。换言之,“(文本与图式)之间的互动也可能不是单向的,而是动态交互的”〔3〕。文化图式的这种灵活性对文学翻译理论的构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借以理解世界的图式是由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决定的,不过它也完全可以被其他社会群体接受,只要赋予他们足够的线索。笔者以为除非根源于语言体系本身,其他文化差异都可通过传递过程中明示处理某些隐含意义的方式加以克服,但前提是尽可能不损害作品的美学效果。毕竟,文学艺术创作还是以展现作者独特审美情趣为重的文本〔4〕。上述合作原则及图式理论对提升文学翻译品质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常规与非常规话语隐含意义两个角度,结合具体实例予以论证。

三、常规话语隐含意义

所谓常规话语隐含意义,是以文本撰写者严格遵循会话准则的假设为前提,依据文本表达形式即可按常理推断出来的隐含意义〔5〕。只要信息发送者在交际活动中坚持贯彻合作原则,信息接收者就能正确地阐释其创作意图。尽管文本的描述无论多么详尽,也不可能过于“清晰”:绝对明确(Complete Explicitness)并不现实,因为总有更多的信息是暗含于字里行间而非向读者明示的。事实上,文本是否足够清晰取决于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前设知识的共享度。事实上,作者构建原文本的依据正是其对源语目标读者群具备的文化图式的预期。但源语读者脑海中的图式未必同样适用于译入语读者,故译者必须审慎考虑目的语信息接收者的文化背景,从而决定源语文本中的常规话语隐含意义应在何种程度上明示于目的语文本。〔例1〕: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以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浮生六记》译文:https://www.51lunwen.org/translation/ Ourwedding took place on the twenty-second of the first moon in 1780.When she came to my home on thatnight,I found that she had the same slender figure as before.When her bridal veil was lifted,we looked at each otherand smiled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