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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描写翻译学派所演绎的：既然原文与译文的对应关系（现象）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规范，那么该规律即塑造对等关系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翻译家梁实秋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图里（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从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3方面对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以期揭开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庐山真面目”。

二、Toury翻译规范的概述

描写翻译理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以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为奠基之作，致力于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及功能时，以译语系统为依归，把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按照翻译活动和翻译在我们经验世界中表现出的状况描述翻译。为寻绎不同时期各种文化中牵制译者实际抉择的普遍规律，营构一套涵盖历史、文化“事实”的制约因素体系，使之深契于译学文化范式，图里在《文学翻译规则的本质与功用》（1978）一文中引入norm（“规范”）概念，他认为：“如果不考虑那些构成语言之间结构差异的规则，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非义务性的选择上，我们就能寻求外部的社会文化制约因素来解释译者于文中反复展示的种种抉择。这些制约因素即规范。”（Hermans，2004：75）该观念占据了图里译学理论的中心，并不断得到后继学者的阐释和发展，成为弥久长新的理论生长点。为描述规范在不同层次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制约力，图里将其三分为：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范在起作用。预备规范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在翻译开始前便发挥功效，涉及某一文化在特定时间内一些足以影响翻译选材的政策和允诺的翻译路径。初始规范在逻辑上先于操作规范，初始规范从宏观层面决定译者翻译的总体策略，决定其翻译作品的特征，主要对译者面临的3种抉择进行范畴分类：恪守原语规范，顺应译语规范，抑或折乎其中，两不偏废；而译者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制约力的规范同样异地而设，分为原语文化规范和译语文化规范两套截然不同的范式。若译者的选择偏向原文，恪守原语文化规范，其翻译就会更贴近原作，会产生“充分的翻译”（adequacy），尽管译者对原著字随句摹，如影随形，但往往会因文化情节与目标语社会相去甚远而难以获得后者的认同；若译语文化规范占上风，译者更多地是想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则炮制出“可接受的翻译”（acceptable）。而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因为翻译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充分或彻底可接受。操作规范则用以描述翻译操作过程中影响译者实际抉择的各种语言和文本规范。图里预设的规范模式摒弃了传统译学所推崇的一对一的对应理念及文学或语言上等值的可能性，将原文与译文在交叉的文化系统的符号网中进行聚合（Gentzler，1993：133~134），也将翻译置于译语社会文化制约体系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经验描述，其进步性自不待言。下面将逐一分析这3类规范在梁译本中的体现，说明梁译本如此有争议并非偶然，是3类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翻译规范视角下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

1．预备规范与文本的抉择预备规范指某一特定语言文化背景下，那些在选择翻译文本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很显然，选择翻译文本是翻译过程中很关键的一步，由于受到不同时代主流文化和文艺思想的影响，译者会选择不同题材和内容的作品译介。一般情况下，译作越接近目的语文化环境，越接近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与期待，就越受欢迎。因此译者会尽量使自己的选材符合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梁实秋的翻译选择从历史出发，根据自身民族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的人本主义精神，希望以古典审美极力恢复中西传统健全的人文精神；同时他执著于文化传播和文学自身建设的追求，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译介是出于文化传播和吸收的目的，试图通过翻译构建起伦理人性的诗学观，这是借外来文化提升本土文化的一种努力，同时也为本土文化接受和吸收更多的外来优秀文化奠定了基础。梁实秋选择翻译莎翁全集正体现了预备规范的影响。首先，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深受其师白璧德的影响。梁实秋早年崇尚浪漫主义，他的翻译活动也深受其文艺思想的影响，也是“缺乏纪律”的。但自从师从白璧德之后，他从浪漫主义的立场转到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来，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儒家思想是有暗合之处的，其中西思想的交汇与互动，让他对“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进行反思，重新对儒家思想进行审视。他开始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在翻译的选材上，他反对毫无选择地将外国的作品介绍过来，而极力主张译介一流的作品。梁实秋之所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那种“顶好的”的古典文学，梁实秋曾说：“古典文学有一种特质——其内容为人性的描写。因其所描写的为人性，故能‘古’而不死，故能虽‘古’而常新。其描写的手段是优美的，故能成为‘典’，故能历久而不失其妙。”（梁实秋，1988：182~183）他反复强调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体现在其中对永恒的人性的描写。他的翻译选择与其始终坚持以“人性论”为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一致的，这种因时通变的理念正是儒家思想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碰撞在他翻译实践中的体现。其次，梁实秋受到“赞助人”胡适对他的影响。译者可以接受“赞助人”的要求，很多时候（比如外来“赞助”与译者本人文艺思想有冲突的时候）也可以拒绝合作。“赞助人”可能对译者某一时期的翻译产生影响，但难以对其所有翻译产生影响；而文艺思想却会影响译者一生的翻译活动，是译者翻译的内因。当内因与外因一致时候，便会给译者带来强大动力。胡适是梁实秋翻译莎翁作品的发起人。梁实秋也多次提到胡适对他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他说：“我译莎剧，不是由我的选择，是由于胡适先生的倡导正合于我读第一流书的主张，我才接受了这个挑战。”（余光中，1988：419~437）在胡适和梁实秋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无疑是一流的，他们都认为翻译就应该翻译一流的作品。梁实秋在翻译莎士比亚时受到胡适的赞助，从事这一翻译活动同时又与他的文艺思想不谋而合，这样就为他翻译莎士比亚创造了巨大的合力，使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一翻译巨作。概而论之，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与其文艺思想、选择动机都有很大的关系。梁实秋之所以选择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完全符合译介经典作品的条件；同时，梁实秋有自己所定的翻译标准，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与赞助人（胡适）的翻译原则不谋而合。他的翻译选材深受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同时也通过翻译来宣传其文艺思想。2．初始规范与译者的翻译策略初始规范是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总体把握，是决定翻译产品最终特征的重要因素。按照图里的说法，译者要么倾向于遵循原语规范，从而产生“充分的”译本；要么更倾向于目的语规范，更多关注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以及译本的“可接受性”。图里指出，译者必将在这两种翻译模式中做出选择。总体而言，梁实秋译莎士比亚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译文便更多地注重其“充分性”，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指文化内容，其二是指语言形式。在文化内容层面上，译者主要是尽量呈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不作任何删改；在语言形式这一层面上，译者注重引进新鲜的表达方式，力求对目的语文化中的某些规范进行扩展和充实。首先，梁实秋考虑到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期待视野。新文化运动波澜乍起，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读者有接受异域文化的要求和心理准备，他们以开放的心理不断调整、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先结构，这一切需要译者将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视为自己的一种职责。梁实秋译莎的诗学取向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拥有理性及宽容的文化态度又具备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崇尚个性独立的特质，这决定了其译文能够包容异域语言及文化，也决定了其译文过程中的严谨与细致。五四时期，翻译界也崇尚异化风尚，所以当时的异化译法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汇、西方语言的句法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