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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绪论

1.1 本课题研究的学术背景及其理论与实际意义
“信息”是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它作为一个惯用名词，可以表示任何话语：或许是一个字、一个词，亦或是一个句子、一个段落，还可能是整篇文章。在研究交际理论的论著中，“信息”作为一个术语，它的概念是“获得客观现实中关于人、事、物的新消息”①。如果按照常用概念的信息标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篇承载的（广义）信息量来判断它的质量：信息量大，则信息饱和度高；反之亦然。而按照术语标准，我们衡量一个语篇是否有价值，不仅需要考虑语篇信息量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分析其中有多少新信息和有效信息。在语言学研究中，这一认识通常被称为语篇的“信息性”。语篇作者在构建语篇时，应该尽可能地提高语篇的信息性。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是语篇语言学长期探讨的一个课题。翻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以色列著名翻译理论家图里（Trouy G.）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1995）一书中写道“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译者与译文是本活动的不同角色”②。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译语读者准确地接收源语信息，译者需要用适合读者的语言进行语篇重构：一方面可能涉及到词法和句法等方面的转换；另一方面可能还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补偿措施。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语篇是翻译的对象这一认识基本确定下来。1978年，英国牛津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应用语言学家威多森（Widdowson H.G.）的语言学专著——《教学语言的沟通》（Teaching Languages Communication），他在书中指出：“由于正常的交际活动都是通过连贯的篇章来完成的，因此我们应该放眼于超出句子层面的更大的语言单位。”①1981 年，著名的语篇研究者博格兰德（Beaugrande R.）和德莱斯勒（DresslerW.）合著出版了《语篇语言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一书，他们认为，“语篇作为一种‘交际活动’，应该同时具有包括‘信息性’在内的七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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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课题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20 世纪 60 年代，语篇语言学诞生，它广泛吸收和借鉴符号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迅速地发展起来。举例来说：美国社会学家海姆斯（Hymes D.）建议“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言语使用问题”①，在 1964 年发表的《交际民族志导论》（Towards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一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语言哲学家奥斯丁（Austin J.）、赛尔（Searle J.）、格莱斯（Grice P.）分别发表了《如何用语言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言语行为》（Speech Acts，1969）和《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1975），主张“从会话含义和言语行为理论等角度研究语言使用”②；1973 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 M.A.K.）出版了《语言功能探索》（Explorations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一书，他在书中特别强调“语言的纯理功能和社会功能”③；1969 年，英国应用语言学家利奇（Leech G.）出版了《英语诗歌的语言学导论》（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一书，“从语言学角度对诗歌进行了研究”④；1972 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博夫（Labov W.）出版了《社会语言学模式》（Social-linguistic Patterns）一书，“对语言变异进行了全新研究”⑤；同年，社会语言学家甘柏兹（Gumperz J.J.）和海姆斯出版了《社会语言学方向》（Directionsin Social-linguistics）一书，他们“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对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言语行为进行研究，探讨语篇分析的新思路”⑥；1974年，语言学家萨克斯（SacksH.）、谢格洛夫（Schegloff E.A.）和杰弗逊（Jefferson G.）合作发表了《会话话轮转换机制》（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Conversation）一文，1976 年，戈夫曼（Goffman E.）的著作《回答和反应》（Repliesand Responses），他们“通过对会话常规话轮等口头交往的深入分析，发现了会话的结构规律”①；1975 年，语言学家辛克莱（Sinclair J.）和库萨德（Coulthard M.）出版了《语篇分析导论》（Toward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一书，他们“通过研究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对话模式，探讨话段与语篇之间的内部关系”②。语言是交际的产物，语篇语言学是研究交际中的语言使用情况。1979 年，博格兰德出版了《语篇、话语与过程——迈向多学科的语篇学》（Text, Discourse andProcess — Toward a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 of Texts）一书，他认为：“语篇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语篇的‘语篇性’，而不是‘语法性’。”③1981 年，博格兰德和德莱斯勒的《语篇语言学导论》一书的诞生，标志着语篇语言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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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语篇信息性概述

对于术语概念的“信息”，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概括地说，语言学中的“信息”，是指以语言为载体所传出的信息内容。而什么是“信息性”？不同语言学家也有着不同的认识。

2.1 信息性的定义
1992 年，著名语言学家纽博特（Neubert A.）和施里夫（Shreve G.M.）合著了《语篇翻译》（Translation as Text）一书，书中对语篇信息性下的定义是：“一个译本能够提供给译语读者原文信息的程度，这些信息可能涉及到原文中的人、事、物及其相关的过程和结果。”①纽博特和施里夫认为，一个好的译本应该确保其所传递信息的适度性。怎样才算“适度”？我们可以参考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格莱斯的观点。1967 年，格莱斯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合作原则”，即人们在语言交际中无形中遵循着某种原则；1975 年，他在自己的专著《逻辑与会话》中对合作原则进行了完善，并指出了该原则的四条次准则，其一“数量准则”要求“保证会话的量充分但不多余”。②如果一个语篇的信息量太小，读者会觉得内容平淡无奇；如果语篇提供的信息太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的阅读速度和理解难度。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瓦尔金娜（Валгина Н.С.）在《语篇理论》（Теория текста）（2003）一书中指出：“对于语篇接受者而言，语篇的信息性是语篇的主题、思想和内容的新鲜度，而这些东西主要通过作者的理念表现出来。”博格兰德和德莱斯勒在《语篇语言学导论》中认为语篇的“信息性”是语篇的七项标准之一。所谓语篇信息性，指的是“语篇给接受者传达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新的或意料之外的”。①博格兰德和德莱斯勒认为读者更愿意接受和处理新信息比较多的语篇，这个观点得到许多语篇研究者的认同。这是一家电话公司拟发布公告的两种表达方案，主要内容都是提醒用户不要随便挖道导致地下电缆毁坏，但是在篇幅和信息量上有所差别。很明显，例 1 承载的广义信息量胜于例 2。但从效果上来看，例 1 话语冗杂，有效信息并不多于例2。根据博格兰德和德莱斯勒的看法，例 1 中充满了“杂质”信息，语篇质量不高，而例 2 承载了最大量的新信息，并且还带有一些幽默，因此例 2 的语篇信息性比较高。从上述定义和阐释中可以发现，语篇的信息性对于语篇解读而言，有着很大的影响。语篇作者在构建语篇时，既要考虑自身的意图，也要考虑读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和理解语篇的信息内容。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的语篇的信息度问题，即语篇信息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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