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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造的、大战风车的神奇骑士堂吉诃德在全世界家喻户晓。但是这一形象以及作者的读取却延续着种种误解。本文梳理了20世纪西班牙语学术界对塞万提斯研究的成果,客观而审慎地排列诸家所说,展示出的结论令人吃惊:这部世界名著之中充斥着对当时西班牙所执的宗教压迫和血统清除国策的控诉,一代文学伟人的身世也可能与穆斯林有着深切纠葛。由于塞万提斯所处的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乃是西方战胜了穆斯林世界,并完成了资本主义奠基、资本积累和殖民主义扩张的时代,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突破性解读,无疑将形成对被遮蔽的历史叙述以及文学研究中西方霸权话语的有力挑战。时值全球正在纪念《堂吉诃德》第一部发表400周年,这一研究无疑将击破死水,引导人们重新理解逝去的安达卢斯穆斯林文明以及当前的世界,从而成为一件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大事。

关键词: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西班牙安达卢斯改宗摩里斯科

400年前的1605年,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小说《堂吉诃德》①的第一部出版, 10年后(1615年)第二部问世。400年以降,这部小说成了世界上重复印刷最多的作品之一,吉诃德成了文学史上最奇特的角色。虽然关于塞万提斯的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仍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堂吉诃德》经久不衰之魅力。随着政治限制的解除,人的文化视野扩大了。研究中的新鲜见解得以公布并逐渐积累,使人们意识到塞万提斯所居时代位置的重大含义。新的思想已如潜流的水花,全局也因一线牵动而被摇撼。

一、研究史之突破

在整个20世纪里,西班牙国内陆续出现着一些重要的解读。意味深长的是,每当西班牙处于历史危难,每当西班牙人反躬自问“我们是谁”,堂吉诃德论就悄然掀起一个新高潮,仿佛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埋藏着西班牙的秘密。“98年代人”的思考是近代第一个高潮(1898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失去了最后一批海外殖民地,西班牙民族渐渐显露在现代的落伍,“98年代人”指那个年代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中最重要的哲学家米盖尔·德·乌纳穆诺(1864—1936)在文论《生命的悲剧情感》(1912年)中将终章命题为《当代欧洲悲剧中的堂吉诃德》[1]。在他看来,吉诃德的事业是古老的中世纪宗教精神对文艺复兴所代表的“现代科学正统裁判所”(套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一词)的抵抗,是“精神”对“物质”的抵抗。乌纳穆诺建构了作为“民族宗教”的“吉诃德主义崇拜”,他称堂吉诃德为“我们至高无上的疯子,我们的楷模”。乌纳穆诺是崇尚精神、追求永恒的西班牙式文化的代表,但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天主教保守主义者,他的眼光还未达到批判欧洲中心论的高度。“98年代”思潮的另一端是鼓吹现代化的精英。

比如,被这一潮流裹挟的两个人物拉米罗·德·马埃斯图(1875—1936)及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马埃斯图在写于1926年的《堂吉诃德,唐璜与塞莱斯蒂娜》[2]中提出,《堂吉诃德》反映了西班牙民族对英雄业绩的疲倦。马埃斯图给西班牙人开的药方首先是“对金钱的热爱”,是“发明创造、生产以及合理地组织劳动”,是征服大自然。因此,在他看来,“真实性不可或缺,把风车当成巨人不只是一种幻视,更是一种罪过”。1914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关于吉诃德的沉思》[3]中给西班牙人开出了“生命哲学”的精神处方,目的无非也是给西班牙人换血,放掉乌托邦的陈年旧血,换上科学、理性的生命源泉。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马林(1855—1943)是“塞万提斯学”领域里著名的实证主义研究者。他在20世纪上半叶推出了3个不同的《堂吉诃德》注释本。值得提示的是,他的塞万提斯研究是“安达卢西亚民间文化研究的副产品”[4]。虽然马林对塞万提斯的思想缺少宏观把握,但自他之后无人再否认塞万提斯的安达卢西亚文化背景。正是这位实证派学者无意中使塞万提斯研究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他后来在塞维利亚发现了与塞万提斯家世有关的重要资料。造成塞万提斯研究突破性进展的,是西班牙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1885—1972)。1927年,他发表了《塞万提斯的思想》[5],提出文艺复兴时代伊拉斯谟人文主义思想对塞万提斯的影响。

30年之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认识,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欧洲中心视角。这里要提到塞万提斯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触机是西班牙近代以来第二次重要的民族危机———西班牙内战(指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共和派和佛朗哥分子之间的内战。后者在国际法西斯势力支持下获胜后实行独裁统治达40年之久)。触目惊心的国民分裂使人们再次回顾历史。因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而流亡美洲的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潜心研究本国中世纪史,发现16、17世纪的西班牙具有与欧洲他国差异很大的历史特点,感到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无法绕开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长达8个世纪的存在———而这是西班牙史学领域的禁忌。1948年,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发表《历史进程中的西班牙:基督徒、摩尔人与犹太人》,引起激烈争论②,修订版题为《西班牙的真相》③,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书中写道:“伊比利亚智慧中最独特、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扎根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共处的几个世纪所缔造的生活方式之中。”该书被推行大西班牙主义集权制的佛朗哥政权列为禁书。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的论战对手历史学家桑切斯·阿尔波尔诺斯1957年发表《西班牙,一个历史之谜》④,他强调西班牙文化中的日尔曼因素、卡斯蒂利亚因素,即单一欧洲因素。

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继而提出,关于《堂吉诃德》的独特性,不应从抽象的欧洲历史脉络中、而只能从本国具体时空中寻求答案。1957年,他发表了《走近塞万提斯》[6],从此,塞万提斯研究的触角伸进了讳莫如深的西班牙真实历史,《堂吉诃德》嬉笑怒骂脸孔背后的巨大背景浮出水面。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没有时代、舆论和群体支持的情况下,凭个人敏感,单枪匹马突破了塞万提斯学领域的盖棺定论。但他过早去世,没有来得及充分论证自己的颠覆性观点。1967年,西班牙诗人兼评论家比森特·高斯(1919—1980)注释详尽的3卷本《堂吉诃德》出版。他客观引用了百家诸说,注释篇幅接近原著,使这个版本类似一部“塞万提斯学”小百科。

高斯态度审慎,但仍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请读者注意,《堂吉诃德》的作者很可能是‘新基督徒’(即被迫改信天主教的原穆斯林或犹太教徒)。”[7]高斯还提出,“《堂吉诃德》中没有一处是随意的、无心的和偶然的。”⑤绝不能停留在塞万提斯的表面文字叙述,塞万提斯通过隐秘的细节和精湛的讽刺笔法表现了思想的巨大连贯性;所以,坊间印行的仅留故事梗概的儿童简写本《堂吉诃德》,其实在粗疏的缩写中删去的是隐在字里行间的声音。更广阔的新视野要等待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非殖民化时代。佛朗哥独裁政权曾承接卡斯蒂利亚(Castilla,指以马德里为核心的中部高原西班牙主体文化)中央政权的大一统思想,对天主教系统内部的巴斯克、加泰洛尼亚(指具有独立语言、文字系统和文化传统的País Vasco, Catalu a地区)等非主体文化百般压制,更何况讨论涉及异教伊斯兰和犹太的历史问题。

1975年,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西班牙思想解禁,出现了对本国伊斯兰文明史的正视、对西班牙中世纪驱逐摩尔人(狭义的摩尔人指北非居民柏柏尔人,但是,人们历来习惯于把中世纪西班牙和西北非洲的穆斯林都叫做摩尔人)及犹太人国策的反省、以及对东—西方文明关系的重新思考。这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的思路已获得了世界范围内“后殖民批判”思潮的支持,更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移民潮(尤其是摩洛哥的穆斯林移民)的刺激。伴随着“我们是谁”这一历史幽灵的再次出现,塞万提斯学和《堂吉诃德》论掀开了新的一页。1989年,法国思想家罗歇·加罗迪(1913—)的《堂吉诃德:化作生命的诗》[8]出版。作者认为,塞万提斯是一个在专制时代选择了多元文化立场、颂扬“三文化共存”体现的人道主义普遍价值的作家。罗歇·加罗迪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堂吉诃德》的现时性:他认为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乃生于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我们正身处这个时代的尾声。这个时代就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