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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是流传于中国民间的土生概念,后由中国人类学家介绍到西方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1]美国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曾经从戏剧的观点,将人们的行为分为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二种。显然,“面子工夫”是做给其他人看的“前台”行为。Goffman同时指出,面子对于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他们在交际中都很关注的重要因素。面子的需求是相互的,假如一个人希望有面子,他应该考虑别人的面子。

1978年,英国学者Brown和Levinson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应用的普遍现象:礼貌现象》(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Politeness Phenomena)的文章,[2]对关于礼貌、面子问题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探讨。他们认为,在许多言语社团中,交际双方为保持良好社会关系,使交际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进行,顺利地实现交际目的,就要选择适当的交际方式,尽量使用礼貌语言,给双方都留面子。他们还将面子分为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礼貌和面子问题是从人类学和哲学角度出发的。英国著名语言学家Leech对该理论进行了重新归纳和分类,使之更简明易懂。

Leech对语言交际中的礼貌现象研究至少有两大贡献:一是明确指出区分礼貌与不礼貌语言行为的标准,即所谓的礼貌六准则:得体准则、宽容准则、表扬准则、谦逊准则、同意准则、同情准则。二是指出礼貌行为既是一种非对称的行为,又是一种对称的行为。不对称,是因为对听话者或第三者礼貌,就意味着对说话者不礼貌。反之亦然,对称,是因为人们希望保持言语行为与心理上的平衡,有些言语行为,如感谢、道歉等,可以看作是用来恢复交际双方之间对称关系的手段,或者至少是减少交际双方不对称的手段。关于礼貌原则在语用学中的价值,Leech提出,礼貌原则可以和Grice的合作原则结合起来,解释人们的某些交际行为。比如故意违反量准则、质准则或相关准则,拐弯抹角,不直抒其意等,对此,Grice的合作原则无法解释,但礼貌原则却能给予完满的回答,即人们有时为了不伤及他人的面子,做出对他人不礼貌的行为,会以会话含义形式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对方。Leech认为,礼貌原则不但拯救了合作原则,而且还为反语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3]

礼貌的系统研究和总结,作为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Brown和Levinson的Face理论及Leech的礼貌原则起了启蒙和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语用学的引入,我国的语言学家兼顾了不同文化中礼貌的共同特点和汉文化中的个体特征,对礼貌行为所遵循的准则及礼貌的文化特征也做了深入的探讨。我国语言学家顾曰国在回顾了礼貌这个概念在汉文化中的历史渊源后,提出了制约汉语言语行为的五种礼貌准则:“自卑而尊人”的贬己尊人准则;“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的称呼准则;“彬彬有礼”的文雅准则;“脸”“面子”与求同准则;“有德者必有言”的德、言、行准则。[4]顾提出的这五个准则是互相渗透、相互制约的,共同对人们的言语行为起作用。其中,“贬己尊人”是中国式礼貌的最大特色。另一位学者L. R. Mao比较了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后提出了“相对面子指向的构想”(the rela-tive face orientation construct)。这种构想基于这样的假设:面子是一种每个社团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公众形象,这种公众形象便表明了一种潜在的礼貌指向:礼貌要么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同一性,要么指向理想的个人自主性。这种礼貌的指向,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中面子的独特内涵。何兆熊认为,西方文化中的礼貌,是指向理想的个人自主性,而汉语文化中的礼貌是指向理想的社会同一性,这是中西方礼貌内涵差异的本质特征。[5]

二、中西方社会礼貌现象的历史文化渊源

尽管礼貌具有普遍性,然而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逐渐使从事礼貌研究的学者们认识到,礼貌具有文化特征,不同文化对礼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任何礼貌原则只有以某一特定文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为基础才有生命力。“礼貌”一词按字面意义理解为“有礼的样子”。现代的“礼貌”被认为源于古代汉语中的“礼”。礼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仪礼》、《礼记》总称“三礼”,是先秦以前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在当时特定的动荡的年代,孔子提倡要重修“礼”制,这个“礼”不是礼貌,是指奴隶社会制度下的秩序。孔子认为,只有在“礼”制下的社会才是理想社会,要用“礼”制来巩固社会的统治。孔子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就是要维持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礼”的观念在当时对维护社会和谐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礼是用来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着人们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社会存在的均衡状态。“礼”制贯穿着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好比西方的宗教,它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潜意识。[6]

现代的礼貌虽不是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行为法则,但作为不分差别、供人们仿效的行为规范,它与古代的“礼”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词源上说,“礼貌”即恭敬有礼之意,而古代的“礼”也有“尊敬”、“敬意”之意。两者均是为了达到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作为现代社会行为规范的“礼貌”仍是“礼”制约和影响下的行为。“礼貌”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礼”的一种衍生与扩展。中国社会“礼”的概念,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在西方基督教和古代哲学对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言语行为影响极深。基督教所倡导的平等,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对人们的言行起着决定作用。在《圣经》中,耶稣宣称家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平等的,孩子们可以反驳他们的父母。基督教也强调语言的功能。对于基督教徒们,语言不是空谈,而是上帝给每个人的礼物。语言驱使了人际间的交往。基督教徒们还相信上帝就是依赖《圣经》中的语言将自己呈现在众人面前。因此,西方人极其重视用语言来体现个体,用语言来体现上帝所赋予他这个个体的存在。而中国人使用语言进行人际交往的目的不仅仅是交换信息和表明观点,更重要的是维系人际关系,形成社会和谐。

三、中西方社会礼貌差异

1.汉语中的“面子”与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的差异。如前文所述,“面子”是流传于中国民间的土生概念,“Face”只是汉语中“面子”和“脸”的英文直译词。汉语中经常会提到,如“给面子”、“给脸”、“丢面子”、“丢脸”等。汉语中“脸”、“面子”通常指群体出于尊敬给予个体的一种良好的声誉。汉语中面子的获得要依赖于他人的参与,不能把自己置于与他人分离的境地。而Brown和Levinson将“面子”(Face)定义为每个人都想获得的一种公共的自身形象(public self-image)。它体现了个人的欲望或需求,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以自我为取向的形象。而汉语中的“面子”则是依赖于他人的群体取向。从内容上,Brown和Levinson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所谓消极面子,是指会话者的一种欲望,希望他的行为不受阻碍,它关注的是个人的独立性。汉语中的面子表达的是一种希望得到公众认可的声誉或威信,是基于社会对于社会地位及声誉的认可。二者并不等同。Brown和Levinson的积极面子是指渴求得到他人承认、肯定的欲望。这一概念似乎与汉语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