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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派出采购团只能暂时减缓矛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这种摩擦的存在与升级，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对从中国的进口进行限制或制裁，这种限制或制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及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效应。　　第二，这种安抚政策也不是一种对症下药的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所受负面影响较大的地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从这种安抚中获利，从而摩擦没有通过这种安抚政策得以解决。比如纺织品贸易摩擦，中国的采购团购买的是美国波音的飞机，这并没有使挑起贸易争端的美国纺织业受益。反而采购激发了他们向美国政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采购团一离开美国，美国政府就做出了对纺织品出口限制的决定。很快美国法院又做出了对中国彩电的倾销一审裁决。这种“头痛治脚”的安抚政策，并没起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以最近最大的两项安抚采购项目，飞机与汽车来说，中国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汽车市场上都不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对手，美国汽车制造业也从来没有对中国的汽车贸易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抱怨，中国大规模的汽车采购从长远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缓减美国汽车制造业同日本汽车制造业之间的矛盾，给以日本为主的国外汽车制造业在国际汽车销售市场上提供一个缓减竞争矛盾的机会。同理，中国在美国的大规模的飞机采购，也没有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方面的矛盾，它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减缓了美国飞机制造业同欧洲飞机制造业之间竞争的矛盾。这种“头痛医脚”的安抚政策是中国对美国社会与经济制度的结构认识偏差所造成的。美国经济的运作是以利益独立的私营经济与不同行业为主体的，美国政府是不能通过跨企业与行业的利益转移来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使得由于中国大规模的飞机与汽车采购的利益转移到纺织品和彩电行业上。，因此，购买飞机和汽车不能解决纺织品和彩电贸易纠纷。　　第三，这种以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为主体的安抚政策，往往还会起到很强的负面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5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转轨，民营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主体。然而，这种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企业所用的设备，会给美国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种中国还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的错误印象，这会影响中国作为一个WTO成员国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形象，从而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贸易事务时对中国施加不利的条件提供了借口。　　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此举的意义和目的在于，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缩小使得信任程度增加，从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范围的缩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得到了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二是减缓和消除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出超，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可以避免在对美国交往的过程中和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实行上述的不对症下药的问题。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再次，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贸易政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s)等贸易政策措施。这种贸易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起到对逆差国和进口国产生有效的安抚作用。同时，又把限制出口的主动权掌握在出口国手中。这样一来，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对那些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较小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中国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可以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海尔成功地在美国投资设厂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厂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第五，遵守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关系现在是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只要中国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就应该积极寻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和保护，将两国的贸易争端置于统一公平的规则下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