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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对俄国的古典文学的功用产生怀疑时(1956年到1959年)及1960—1970年的文革时期,台湾仍旧做出了一番贡献。根据大陆的李定先生所写的《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一文,1956年台湾出版的《世界文学大系》中收入了果戈里的《巡按》(大陆译为《钦差大臣》),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契诃夫的名剧。1957年台湾出版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两种全译本等8种作品,出版了屠格涅夫选集,其中包括《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1958年又新译了托尔斯泰的《幼年•少年•青年》并再版了《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1959年也出了新译本。1960年至1979年可说是大陆俄国文学翻译的冰河期,20年内新译作只出了13种,其中1962年3种,1969、1964年各2种,1978年1种,1979年5种,年均数比“五四”以前还要低。当时正值大陆文化大革命,在各个领域清除“封、资、修垃圾”,而台湾的俄国古典文学翻译出版却呈现另一种景象。据李定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仅1967—1970年间台湾各出版社就出版35种俄国名作,虽然这35种作品中属于重版书或旧译本改写的有5种,其中包括重印1949年以前的旧译,如耿济之译的《卡拉马助夫兄弟》,《死屋手记》以及据高植译本改写的《复活》简本;此外因不署译者姓名而新旧译不明的有7种:托尔斯泰的《娜塔莎》、《复活》、《哥萨克人》,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死屋手记》,库普林的《决斗》:这7种译作估计有不少是大陆解放后译本的翻版,然而即使是这样,这35种俄国文学名作中至少仍有20种以上是台湾出的新译本,这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华民族文学接受史上的一段空白。⑤而在苏联文学方面,由于过去台湾当局将苏联作家所持的不同政治见解作为选择之首要条件,在翻译作品的选择方面就比对19世纪的俄国文学作品来得谨慎一些。在这些苏联作家当中以翻译索忍尼辛的著作最多,再加上作家本人于1982年曾接受台湾的热烈邀请,赴台演说,这促使出版业应市场需求,出版了他的一系列著作及言论。从《古拉格群岛》、《致俄共领袖书》、《1914年8月》、《索忍尼辛短篇小说和散文诗集》、《癌症病房》、《地狱第一层》、《集中营里的一日》到《索忍尼辛回忆录》、《马特略娜之家》、《克齐托卡车站》都得到翻译,这些译作大约是在他访问台湾前后陆续出版的。

尽管绝大多数译本是从英文或日文转译的,但是由此仍可看出台湾同胞对这位远来作家的热爱与重视。此外,由于他到访后所受到的欢迎,出版社又出版了王兆徽先生所写的《索忍尼辛的声音回响》、《索忍尼辛及其访华始末》等书来详细介绍这位作家的生平、经历等。虽然在台湾那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作家作品,限于政策因素在过去是无法被译出。不过,荣获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却不曾被读者遗漏。例如台湾远景出版社就曾出版一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其中几部苏联杰作,包括布宁的《乡村》,巴斯特纳克(大陆译为帕斯捷尔纳克)的《齐瓦哥医生》、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及索忍尼辛的著作,都极为脍炙人口。虽然翻译苏联作家的作品非常有限,但是借助这几本世界名著,多少仍可窥见苏联时期的政治、社会及人民生活的情形。至于评述俄国文学作家的论著,在台湾可见到的并不多。较具有份量的有王兆徽教授所著的《俄国文学论集》、欧茵茜教授所著的《俄国文学面面观》、《俄国文学史》及马兆熊先生所著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十四家评传》等著作,这些虽比不上大陆曹靖华老先生所主编的《俄苏文学史》三卷本等来的全面,但是他们对台湾学习俄文的学子以及热爱俄国文学的读者在了解俄国作家方面,仍起到抛砖引玉之妙用。

从以上看来,台湾前辈译者在俄国文学翻译事业的道路上走得艰辛坎坷,但确实是功不可没。特别是在过去台湾学俄语、译俄苏作品要冒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再加上手边的资料、工具书极度缺乏,译者要突破一切困难,或从俄文直译,或通过其他语言转译,将俄苏第一流的名家名作译出,介绍给台湾读者,不管其译作的品质如何,他们的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当前,两岸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笔者非常希望借由两岸学术上彼此的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使台湾的俄国翻译作品,在质与量方面都能更详尽、多样化地呈现在台湾读者的面前。

注释
①⑤　见李定:《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一文,载《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337,367页。
②　西洋文学主要包括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
③　在《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里,俄国文学是包括了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的。
④　《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第1辑—第7辑,中央图书馆1964—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