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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明威作品中的悲剧人物具有西方传统的个体受难、抗争的内涵，悲剧冲突具有西方历史—现实感和东方道德感，而悲剧效果的含蓄与中和则有更多的东方色彩。中西悲剧意识的差异，往往体现在个体与群体、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感性自觉和理性自觉等方面。西方重视历史—个体的崇高，中国重视道德—群体的正义，而其区分总的表现在感性和理性的不同侧重上。海明威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同时具有中西悲剧感的交溶，它体现在悲剧人物的个体追求与群体正义、受难与执着，悲剧冲突的历史与现实，悲剧效果的静穆与中和，以及从其形式方面的理性与感性综合等。海明威自认为“《永别了，武器》是一部悲剧作品”，其实，不仅仅是《永别了，武器》，可以说海明威一生中的主要作品都是悲剧作品。早期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青年男女禁不住的心中悲哀，《丧钟为谁而鸣》中清醒地走向毁灭的乔丹，《老人与海》中与抽象又具体的命运的抗争，《印第安营地》中死亡的震撼，《杀人者》与《白象的群山》中的恐怖，《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心灰与死亡等，无一不充满着人类悲剧性，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海明威是一个悲剧作家，而其作品的悲剧感也具有时代的中西交溶的特色。一、悲剧人物悲剧人物是正面的英雄人物或具有正面色彩的人物，但人的自身的正面特点是次要的，在悲剧中主要的是人物意识中的高级状态，即悲剧人物在对立冲突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面对着冲突，悲剧人物的精神升华了，而读者也随即进入一个更高一层的境界。根据冲突，我们将海明威的悲剧人物分为两类：受难与抗争。这两种倾向，虽然在每个人物中都有体现，但在不同时期的各自侧重点有所不同，前期侧重的是人物的受难，如《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后期主要侧重于抗争，甚至是壮烈的自毁，如《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方式》中曾说：一个能够忍受无限苦难的心灵处于苦难的折磨中——只有这一点才是悲剧。虽说汉密尔顿的论述不是很全面，却也点出了悲剧人物受难方面的特征。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转引英国学者布拉德雷教授的话说：肉体的痛苦是一回事，菲罗克太特斯忍受痛苦又是另一回事。悲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正是来源于令人极为感动的忍受痛苦的崇高态度。布拉德雷认为受难即是一种崇高。耶稣的受难升华的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平凡人亦是如此。海明威笔下的受难的尼克、杰克、勃莱特、亨利、凯瑟琳等也都属于此列。《太阳照常升起》即是受难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不忍受着各方面的痛苦：生理的、爱情的、体力的等等，虽然主要的冲突不在眼前，但冲突后的场景却使人触目惊心。作品主要围绕勃莱特的爱情关系而展开的，即与几个男子的情感纠葛。杰克因战伤致残不能和真心相爱的勃莱特结合，而只能和她保持恋人和朋友的关系；科恩追求勃莱特，是为了摆脱自己不喜欢的情人的纠缠而带来的痛苦；迈克同样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与勃莱特保持不正常的关系等等。这些矛盾冲突不露锋芒，平淡而和缓，但在“和缓”的背后却隐含了极度的悲哀之情——要爱的不可能相爱，想爱的又得不到爱。杰克与勃莱特之间的是在无可奈何之中的精神折磨，科恩则是空虚中生活无所适从的表现，迈克实际上是在精神空虚中寻求肉体刺激。每个人都处于精神折磨中，这种折磨即由战争造成的。战争虽然过去，但冲突的结果依然在，它给人的影响和折磨还依然存在。战争中受难的另一组人物是《永别了，武器》中亨利们。《永别了，武器》和《太阳照常升起》不同，它不是把战争为潜在背景，而是作为作品中的环境，直接描写战争中的人和事。就此而言，《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的悲剧包含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作品通过亨利中尉和凯瑟琳，体现了战争对人类的摧残、毁灭以及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反叛。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满怀“使命感”志愿来到意大利战场，几度经历生死的考验，他开始意识到战争的罪恶本质，最后终于勇敢地“逃避”了战争，永远告别武器，成了战争的叛逆者。但“逃避者”虽然逃避了战争，却永远逃避不了悲剧命运，凯瑟琳的死，是主人公精神悲剧的高峰，也是羔羊一样的受难命运的不可避免的表现。悲剧人物有两个方面的精神实质，一是人物的现实趋向遭受挫折和压抑，另一个是人物不顾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威胁而进行的自我的精神肯定。海明威作品中第二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即是后者，坚定的执着于精神的人物，即“海明威式的硬汉”，亦即“海明威式的英雄”，这些硬汉和英雄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压迫下始终保持人的尊严，是“压力下的风度”。用汤因比的表述即是挑战下的应战，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挑战与应战之间诞生发展的，而真正的悲剧意义和悲剧精神也是在这挑战与应战之间产生的，有的应战了自然，有的应战了社会，有的应战了命运和死亡，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子，就是应战了命运和死亡而显出奇异光彩的。《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中主人公分别被置于战争和大自然的残酷环境中，通过激烈、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展现了他们的悲壮命运，其非凡、崇高之气魄令人震撼：他们的意志和精神在对立中也达到最高的统一——或为事业而英勇献身，或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以坚韧的毅力承受巨大的苦难，继而提示出人生永恒的价值和他们生命的意义。与前期的文学形象相比，乔丹和桑提亚哥已由受难型转变为一种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表现出与命运勇敢地抗争，这就使得海明威的悲剧体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悲壮而崇高的风格，从而扩大和深化了海明威悲剧人物的内涵。海明威笔下的“英雄”，体现出的是西方悲剧人物的个体特征，西方悲剧中，单个的人物试图与所有的形象对立、斗争，而自身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甚至个体的毁灭，如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等，海明威笔下的英雄也体现出这个特点，如放荡的巴黎青年以个体身份对抗战争、亨利以逃跑的方式对抗战争、乔丹自身走向死亡、桑提亚哥独立与鲨鱼作战……这种个体性体现出西方文化的自律性，这是海明威与西方紧密关联之处. 二、悲剧冲突中西悲剧冲突的主要体现面是历史—现实与道德价值，也就是西方崇高感和东方正义感的不同，这是中西悲剧的明显分水岭。在海明威的创作中，两者是相互渗透与交溶的。体现在前者，主要是以《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们，《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而体现在后者的，主要是《太阳照常起》中的勃莱特，《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和《丧钟中为谁而鸣》中的玛丽亚和皮拉尔。体现在历史—现实的崇高感方面的，主要以男性而主，体现在道德价值的正义感方面的，主要是以女性为主。这种有趣的现象恰恰也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倾向在海明威一个人身上的体现。无论海明威身上有没有男权主义倾向，有一点是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海明威将更多的责任赋予了男人们，而将许多感情因素交给了女人们。从男子方面来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类型，一个是杰克和亨利与战争的冲突，以他们自身的某一个方面的毁灭为冲突结果，另一个是以乔丹和桑提亚哥与抽象命运的冲突，也同样以牺牲某个方面为结果，但其内涵都有很大不同，杰克和亨利从历史角度面对现实的，而乔丹和桑提亚哥面临的是一种必然，一种注定的死亡和失败的必然。《丧钟为谁而鸣》中皮拉尔形象安排的其中一个意义可能即是代表命运，传达命运的信息，但是乔丹却坚持下去，这即是和注定的命运的对抗，这场冲突中，命运最终占了上风，它给人一个必然结局，但人的精神——乔丹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间，这是命运无法毁灭的，这就是“硬汉子”。海明威把历史的重任赋予男人，把“家”的标准——道德、正义赋予了女人。海明威笔下有三个主要女性角色：勃莱特、凯瑟琳和玛丽亚，这三个都是“坏”女人，勃莱特是完全坏的，凯瑟琳是先“坏”后好的，玛丽亚是被“毁坏”而后好的。而衡量她们的尺度即为社会道德，卡洛斯•倍克尔评论海明威的主角时注意到了这种“道德准则”：人们当然会说，海明威作品中通常那种男子之情有点像伊甸园里偷吃了禁果但尚且遭诅咒的情形。这些夏娃们全都柔情似水，亚当们则毛发茸茸、精力旺盛。像所有戏谑作品一样，这种性格刻画自有其真实性。但海明威在塑造“理想女子”形象时倾注的真情实感往往被人忽视。命运使这些女主人公几乎永远离家别舍；而美德使她们中的佼佼者无论走到哪里，都体现着“家”的概念。［1］倍克尔在总结了勃莱特、凯瑟琳、玛丽亚三个女性人物时说：“海明威精心制定了一种女人行动的准则。然后，或者由于道德的目的，或者由于变化的态度，他把已经制定的道德准则用作一种衡量方法，衡量偏离这一准则的不同程度。”［2］从以上同时存在于海明威作品中的两种人物态度中可以看出，两种悲剧冲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