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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性格，但其实质“仍然固守以我为中心的基督资本主义信念”。可以说莎拉是真实与虚伪、善良与恶毒、美丽与丑陋的对立统一体，是一个无法用单一而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评价的现代女性形象。作者本人对莎拉也有着矛盾的态度：他在对深受男性淫威迫害的莎拉表示同情的同时，也对其不择手段进行钻营和聚敛财富的行径加以抨击。⑩
　　
　　三、作者态度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迅猛推进，20世纪80年代是女权主义理论爆发和女权主义运动盛行时期。美国的女权主义已经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点从厄普代克重视女权主义对其批判而重塑女性形象莎拉中可见一斑。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的不幸缘于男权的压迫，女性可以通过脱离家庭与婚姻、进行同性恋以及争取经济独立等方式来谋求幸福。厄普代克迎合女权主义的观点，安排莎拉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
　　莎拉离家出走到避居地后不久就与弗里兹相爱。一开始莎拉对于两人之间的相处感觉到“妙不可言”，连弗里兹讲话的样子她也觉得“十分可爱”。但是不久她就开始厌恶这种关系。首先是因为误会弗里兹与另一个女人杜卡尔有染，后来又借口其脾气太过暴躁，要求与之分手。“我太沉醉于爱情——这是女人的毒品——我慢慢意识到，维克希普塔（弗里兹的教名）对爱情太专横冲动，甚至近于狂热。我心里不由得寻思，这家伙是野蛮人，十足的德国佬，他连密教和发脾气这两个字眼都分不清。他动辄发怒，仿佛永远发泄不完似的……”原来的亲密爱人在莎拉眼里成了“典型的虐待狂”“精神病”，这段爱情终告失败。
　　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宣扬以同性恋来与男权对立，莎拉对这种言论也进行了亲身体验。在疏远了第一任情人弗里兹后，莎拉和一名叫阿卡林的女人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因为她美丽且能给莎拉带来“任何男人都不能让你感受到这种平静”。莎拉在信中深情地写道：“我当然想到你，我时时都想同你在一起。我们共同分享着的那份宁静，彼此沉默无语，但每当我俩要说什么时，那氛围又是如此亲切，温馨。”作为阿卡林神秘的、情意炙烈的王子，莎拉曾和她一起“体验那无限的快愉和极乐”，但莎拉要去继续追求“绝对的自由”，加上心中觉得这段恋情“缺少阳刚之气”，于是结束了这段关系。
　　莎拉与阿汉特保持暧昧一方面源于生理上的相互吸引，另一方面是因为阿汉特的领袖身份有利于满足她对物质的贪欲。莎拉假惺惺地告知他人“一切物质世界都是监狱,你得保持内心的平静”，自己却利用与阿汉特的特殊关系大量聚敛财富。这些财富可以保障她在风景秀丽的小岛上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她的内心仍然感到无比空虚寂寞，觉得自己“像哥伦布一样从一个岛寻觅到另一个岛,可一直没能到达大陆”。
　　已经逃离了男权社会控制，获得人身自由、经济独立的莎拉依然感到不快乐，很大程度是因为她的生活中缺失了爱情。她渴望爱情但又不相信爱情，“爱情对她而言就是情欲和相互利用”；她需要男人但又憎恨男人，“男人总是挑逗你的感情……他们要么气势汹汹，要么缺乏足够的自信”。丈夫、弗里兹和教主都不是她理想的感情寄托对象，美丽宁静的阿卡林也无法满足她的情感需要，所以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离去。可是对于具有正常心理和生理需求的健康女性来说，没有爱情的生活令她厌倦，于是她感叹“一切生活……是一张没有真实衬托的空皮。我们只不过在自己建造的那种幻觉般的希望和一瞬即逝的作为踯躅而已”。
　　在小说中，厄普代克借莎拉之口对查尔斯及其所代表的男权社会进行了谴责，称其身上有着“阴暗的易被疏忽的非法的男性淫威”，认为他的行径“同其父母以强迫执行者身份出现以维护腐朽旧秩序的作为并无二致”。莎拉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离家出走时带走一半家产的行为进行申辩：“在我看来，共同承担责任而且共有财产必须平均分配这一要求并不过分。正如一切男人都知道的，男性律师更会明白，事实上即使如此，也是很不公平的。因为男人之所以能在他所从事的事业上有所成就，无论就他的事业技能或他已确立的稳定地位和身份而言，都得益于他妻子的无私奉献，那是以牺牲他妻子的最美好年华为代价才获得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摆脱暂时的经济困境而在事业上有所发展，而他的妻子却不得不在经济上忍受困苦，手头拮据，除非她能够结束这种婚姻，有足够的财力作为保障，从而自立——在眼下这样一个由厌恶女人的男人来充当法官以及由寡廉鲜耻的律师充当调停人的社会，有勇气作出这种抉择的女人为数并不多，而且越来越少——她们只有像一堆脏东西一样被抛向劳动力市场，只配穷愁度日，只能干一些报酬不高的笨重活儿。”莎拉这一番言论道出了许多女性饱受丈夫冷落却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主要原因。可见厄普代克也认同女性在男权社会遭遇不公平，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财产分配上的不公平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
　　从莎拉的心路历程来看，厄普代克并非像女权主义者所责备的那样“厌恶女人”，相反他对女性所处的困境深表同情。他认为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而女性本身的局限性如对物质与情感的无限贪欲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厄普代克不认同女权主义主张的解决方式，但他自己也未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或许正如文楚安所指出的“作家自然可以提供某种道德或价值的判断，亦可作出某种预测和暗示，但变革现实却是全社会的使命重担。它的最终解决将有赖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才能和智力——身心全面充分发展这一社会理想的实现”{11}。

参考文献：　
　　① 郭英剑、王弋璇：《约翰·厄普代克研究在中国》，《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第99页-第105页。
　　② 约翰·厄普代克：《S.》，文楚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文中有关本小说译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页码。
　　④⑤⑥⑧⑨{11} 文楚安译：《厄普代克对“女性意识”的新探索》，《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第121页-第125页。
　　③ 靳涵身：《形的仿拟意的承传——厄普代克的小说〈S.〉与〈红字〉之互文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58页-第61页。
　　⑦ 丛郁：《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短篇小说小辑》，《世界文学》，2001年第6期，第6页-第9页。
　　⑩ 罗小云：《误入的迷宫——析厄普代克小说〈S.〉》，《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71页-第73页，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