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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

论文作者：anter论文属性：职称论文 Scholarship Papers登出时间：2010-11-23编辑：anterran点击率：8642

论文字数：11046论文编号：org201011231649175694语种：中文 Chinese地区：中国价格：免费论文

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
所谓日中比较文学,是指日本学者以日本文学为出发点、以日中两国文学为对象的比较文学研究。这自然属于日本学术的范畴。它与中国学者以中国文学为出发点的相同对象的中日比较文学相比,由于立场、出发点、视角、方法的差异,因而产生不同的结论,也并不足为怪。然而,通过两者的沟通和交流,却可以使双方的研究从中获益。对于中国研究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学者来说,了解日中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成果,自然是必要的,就是我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不妨将此作为一项有益的参照,纳入知识的府库。日本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如小林正等人,曾经祖述法国学派梵•第根等人的观点,认为拉丁文学、希腊文学是法国文学的母胎,是其教养的一部分,因而它们不能成为比较文学的对象;同样,明治以前的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应当排斥在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之外。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上,中日两国既有密切往来之时,也有锁国隔膜之期,而各自文学的发展却不曾激流骤止。日本平安时代的物语、中世的长篇叙事诗文学和能乐等古典戏剧,以及近世时期井原西鹤等人反映町人生活和情感的作品,都显示了鲜明的独创性。忽略了日本文学在作家队伍、艺术趣味和接受者层方面的特点,就难以对古代的中日文学关系作出准确的估价。战后,小林正等人的观点逐渐失去影响,日中文学的比较研究发展为比较文学界成绩卓著的部门。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贝冢茂树的观点,代表了多数研究者的看法。他们不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仅仅看成中国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更看重日本敏感地摄取外来文化的特性,认为“那种对于外来文化的敏感,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生就的文化素质的一个方面”。贝冢茂树曾说:“我先前曾经使用过中国文化波及日本的说法,以中国为中心,文化扩展到东亚世界,那是联想到投石于平静的水池表面,波纹呈圆形向四面八方扩展的情景。但是,中国文化的波及当然不该看作是无心的水波,文化是由有心的人们经过许多人、向另外的人传播的,由于人们具有不同的精神准备,传播的情况颇为不同。”贝冢茂树虽然不是单就文学的影响来说的,但许多从事研究日中比较文学的学者,实际上对日中文学关系是作如是观的,并且特别注重在进行比较的时候竭力挖掘日本文学的独创性。日本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品,是日中两国文学因子的结晶,反映了两国文学的特性和面貌,因而比较研究的成果不仅有益于日本文学研究的深入,有些也使我们获得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一、蔚为大观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比较的方法、比较文学的方法是日本战后文学研究中兴起的新方法之一。战前虽有土屋光知、阿部次郎、野上丰一郎等人的提倡,但毕竟势薄力单,颇为寂寥;而战后几十年间,日本的比较文学,特别是日中比较文学发展迅速,已成蔚为大观之势。1948年日本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比较文学研究》、《日本比较文学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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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等杂志虽以日本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为主,但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日中比较文学方面的论文。日本文学与•86•日本学刊 1997年第6期中国文学研究者辛勤垦拓、精心撰写的一批论著,更把研究逐年推向新境。随着比较文学理论在日本学术界立稳脚跟,研究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人都从中有所汲取。这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即,将比较方法运用于中日两国文学的研究;重视对日本汉文学及其日本语文学关系的探讨;中日文学关系日渐成为一门成绩显著的学问。引入比较方法,不论是研究日本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的人,也不论是论古还是论今,这种倾向已经十分普遍。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外国文学,很容易在研究中与其他外国文学采用相同的角度“等量齐观”,因而把中国文学放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考察的著作,往往力求在广阔的背景中取材料求同异。例如中野美代子的《孙悟空的诞生——猴子的民间故事和西游记》便被认为是一本久不多见的正宗的论考。作者在宏大的构思之下,涉猎了包括欧洲境内的各种传说、画像、古今东西的文献资料,“俯瞰亚洲全域”,被评为具有“播弄时空的立体的鸟瞰图或智慧的空想旅行记的趣味”。总的来说,日本的比较文学研究法国学派的影响更大,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也越来越为学者所重视。《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汲古书院,1986年)的编者古田敬一充分注意到比较文学在80年代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学者的看法,主张折中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树立扬弃两者的第三种方法论,他说:“与思想研究的情形一样,在东方,中国的文学理论必须担负它的职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思考法,从来是以综合性为其特征的。”日本汉文学研究也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当然,作为日本的“第二国文学”,许多重要的研究著述也出于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之手。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日本文学博士芳贺矢一(1867~1927年)著《日本汉文学史》,在总说中便高度评价了汉•87•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对日本民族文学发展的作用,提出“在我国(按:指日本)研究汉学,比起研究希腊、罗马,是更为必要的事”的看法。这里所说的汉学,当然也包括汉文学。继芳贺矢一之后,神田喜一郎的《日本汉文学》(岩波书店,《日本文学史》(16),1959年)、山岸德平的《日本汉文学研究》(有精堂,《山岸德平著作集》(1),1972年)、猪口笃志的《日本汉文学史》(角川书店,1983年)、冈田正之的《日本汉文学史》(共立社书店,1929年;增订版吉川弘文馆,1954年)、户田浩晓的《日本汉文学通史》(武藏野书院,1957年)、和鸟芳男的《日本宋学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2年)、入矢义高的《日本文人诗选》(中央公论社,1982年)、金原理的《平安朝汉诗文的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1981年)、后藤昭雄的《平安朝汉文学论考》(樱枫社,1981年)等著作,都系统地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及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追根溯源,原始察终。日本学者对于从近江奈良朝直到现代汉诗文,进行着注释、整理和综合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不断发现一些新材料,修正着自己对日本文艺与汉文学的关系、汉文学流变的认识。而在中国,许多学者还片面地仅仅把域外汉文学视为模拟文学,认为对中国人来说没有艺术借鉴的价值,便不大注意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这样的看法阻碍我们对日本学者的成果作出精当的评价,也给我们的日本文学研究留下缺憾。日本的日中文学关系研究较我国时间早,队伍齐,有不少值得介绍的成果。幸田露伴、青木正儿、盐谷温、吉川幸次郎等都曾撰文探讨古代日中文学因缘。水野平次的《白乐天与日本文学》(大学堂书店,1982年)、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句题和歌、千载佳句研究篇》(培风馆,1943年;增补版,1961年)和《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道真文学研究篇》(讲谈社,1948年,第一册;艺林社,1978年,第二册)、石崎又造•88•日本学刊 1997年第6期《近世日本的支那俗语文学史》(清水弘文堂,1967年)、远藤实夫的《长恨歌研究》都有较大影响。战后这一类著述层出不穷。小岛宪之的《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1962~1965年)、神田喜一郎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中西进的《万叶集的比较文学研究》、增田欣的《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研究》、久松潜一的《歌论与日本诗论》、神田秀夫的《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代)、麻生矶次《江户文学与支那文学——近世文学的支那原据与读本的研究》(1946年版;1955年改名《江户文学与中国文学》由三省堂出版)、诹访春雄、日野龙夫等编的《江户文学与中国文学》、广田二郎的《芭蕉与杜甫——影响的展开与体系》(有精堂,1990年)、大林太良的《日本神话的比较研究》、伊藤清司的《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等等。这些都是探讨中国文学在国外命运的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平安朝文学研究家川口久雄的汉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他的《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明治书院,1959年、1961年)、《平安朝的汉文学》(日本历史丛书(36),吉川弘文馆,1974年)、《花之宴——日中比较文学论集》(吉川弘文馆,1980年)以及《敦煌变文的素材与日本文学》等著作令人耳目一新。值得注意的是,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理所当然把翻译研究置于醒目的位置,其中对历代翻译(包括直译与转译、自由翻译、纂改与改编)等资料的整理,是这一研究的基础。资料的清理本身有时可直接给人提供有益的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