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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这个观点,并首次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几乎没有人了解这篇论文,直到1957年著名图宾根评论家理查德•布林斯曼将其公开。如果我们同意说谢林可能是第一个将这两个词用在一起的人,那么对两个词的运用与现在这种称呼间没有任何关系。现在这种称呼,是为了说明19世纪中叶后控制德国文学的一些规则,而当谢林在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教程》中提到“诗的现实主义”时,他指的是柏拉图(Plato)反对诗中现实主义的辩驳。至此,通过指出谢林对这两个词的运用,我们看到我们对19世纪中期诗意现实主义的认识极少——就像反对它的人说的那样。

三

创造这一用语并第一个发现它,例如将它具体地运用到一种文学风格上,这个荣誉要归于19世纪瑞典资深的文学评论家坡达尼•阿迈德思•阿特鲍姆(Per Daniel Amadeus Atterbom)。1838年2月28日,他将这一用语制度化。那天,阿特鲍姆在瑞典文学评论高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即外国文艺思潮(Swenska Litteratur-Foreningens Tidning),文章将同时代一位瑞典—芬兰作家约翰•路德维希•鲁能贝格(John Ludvig Runeberg)评为一个彻底的诗意现实主义者。在阿特鲍姆看来,使鲁能贝格成为一名诗人现实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是他能将主观事物巧妙地用现实主义手法描述出来,从而将这种现实再“转换描述”(transfiguring)成对生活简洁的评论。使鲁能贝格成为如此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的另一原因,他既作为一个抒情诗人,又是一个现实主义叙事作家。的确,他经常将两种方法同时巧妙地运用到同一部作品中,以至于作者很难断定何处为实,何处为虚。阿特鲍姆认为鲁能贝格在诗意与现实,艺术创作与真实的融合已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因此,他认为将鲁能贝格称为诗的现实主义者是合理的。这是文学史上首次有人被授矛这一头衔。对于今天许多德国诗意现实主义评论家来说,作为诗意现实主义的顶峰,鲁能贝格的地位仍是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然而人们并不知道阿特鲍姆因此获得了创造这一用语的荣誉。我认为,我们也许会原谅现代日尔曼学家的一些失察,我们不应因他们缺少对这一称号的深刻认识及瑞典文学史上的深入研究而反对他们,或我们自己。但无论我们多么宽容,也必须弄清诗意现实主义一词在瑞典的出现过程,以及它迅速传入德国的过程。

四

的确,这一术语穿过波罗的海到达德国的速度很快,当时在莱比锡有两位慎重而具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布罗克豪斯(Brockhaus)和海因里希(Heinrich)兄弟。他们已感到了这股新流行于瑞典的重要潮流,于是兄弟俩便到瑞典获取第一手信息。随着他们对瑞典诗歌现实性兴趣的增长,它们更希望将瑞典文学的情况告诉德国文学家。后来,他们邀请了一位在乌普萨拉(Uppsala,瑞典东南部城市)大学文学评论圈内的活跃分子,卡尔•奥格斯特一哈格伯格(Carl August Hagberg,此后他做了莱顿大学的美学教授)为他们广泛发行的《文学评论报》写了一篇文章,以便告诉德国读者鲁能贝格的诗歌现实性在瑞典发生这一令人兴奋的事件。哈格伯格的文章于1838年9月19日发表。仅七个月前,阿特鲍姆就已开始解释鲁能贝格被评为“afgiordten poetisk realist”(一个不完全的诗意现实主义者)或“decidedly a Poetic Pealist”(一个完全的诗意现实主义者)的事。现在,在布罗克豪斯文学讨论会的记录中,哈格伯格在德文翻译中重复了同样的特征描述。哈格伯格对他的德国读者说:“鲁能贝格毫无疑问的是诗意现实主义者。”在我看来,这便是该词在德语中首次被提及,并且它被直接用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在德国文学批评理论中,哈格伯格的翻译像阿特鲍姆最初造词一样,一直不为人所知。由于哈格伯格的文章,诗意现实主义便进入了德国文学评论词汇。加速这一用语使用的另一篇关于鲁能贝格的文章是在1840年《外国文学杂志》(柏林)上发表的,同时,极短时间内,大量的鲁能贝格的作品也被译成德语发表。文学史家阿道夫•施特恩(AdolfStern)也促进了该词使用速度加快。阿道夫•施特恩是德国研究瑞典诗歌伟大的文学代理人。他早就倾心于研究那些从事他称为诗意现实主义艺术的瑞典作家,并在其发表的一篇又一篇文章中,一直试图将瑞典现实主义诗人及其文学风格更好地介绍给德国人民。阿道夫•施特恩与瑞典这种最有价值的联系,使他成为了哈格伯格的亲密伙伴以及卡尔•罗伯特•尼布龙(Carl Rupert Nyblom)的同事。对于施特恩来说,尼布龙可以增长他在这一新的文学风格及其名称方面的知识,因为尼希龙也曾是研究阿特鲍姆评论圈中的一员。的确,施特恩与这一用语的创造者关系十分密切,以至于他后来成为乌普萨拉的美学教授。他也是第一个杰出的编辑鲁能贝格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的人。施特恩认为,尼布龙的抒情诗与其妻子荷兰思•尼布龙(Helence Nyblom)的小说,是诗意现实主义的瑰宝。施特恩对瑞典诗意现实主义的了解,还有一部分来自他与哈格伯格的合作者——卡尔•约翰•斯努斯基(Carl JohanSnoilsky)的友谊。今天,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中仍藏有大概一百封施特恩写给斯努斯凯的信。还须注意的是,这位致力于瑞典诗歌的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家,在早期也是奥托•路德维希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诗意现实主义在那一时代的情况,并且在各自评论中都运用了这一术语——诗意现实主义。但是,是谁告诉谁的呢?没有人能回答这人问题。然而,我认为是施特恩,因为施特恩来说,哈格伯格的翻译是相当有意义的。尽管我们希望能够认识施特恩和路德维希在评论这一术语中的作用,但将该模式作为一种文学模式的名称引进德国,并以鲁能贝格作为典型作家模式,还要归功于卡尔•奥格斯特。在布罗克豪斯兄弟的敦促下,他首先使德国人文作品注意到了阿特鲍姆的创造。哈格伯格在德国创造的财富?而目前正是将这一创造直接公诸于世,并正确地理解这一术语起源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