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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加斯普林斯基在辛菲罗波尔创办了《达夫里塔》②,1883年创办《铁尔米曼(翻译家)》报。在巴赫奇萨拉,加斯普林斯基出版发行鞑靼语周报———《民列特(民族)》,专门为妇女创办《妇女世界》杂志。在加斯普林斯基创办的所有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铁尔米曼》报,它从1883~1918年间连续出版发行,从未中断,是加斯普林斯基和俄国泛突厥主义的喉舌,在俄国海内外的穆斯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加斯普林斯基创办的这些报刊是俄国泛突厥主义出世的标志性事件。

1881年加斯普林斯基在辛菲罗波尔出版《俄国的穆斯林》一书,总结了俄国穆斯林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及世界观等方面的特征,认为俄国境内生活的1 000多万穆斯林信仰同一个宗教,说着同一种语言,过着同样的社会生活,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加斯普林斯基认为俄罗斯社会和谐的先决条件是当局放弃在穆斯林聚居区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实现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要实现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就得革新和复兴伊斯兰文化、调整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在使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发展教育,保存和巩固俄国境内突厥民族的独特文化。加斯普林斯基掀起泛突厥主义的目的在于阻止各种“非伊斯兰化”和沙俄当局的“强制同化”图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突厥民族创立结合奥斯曼土耳其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共同语言”,并说这是从巴尔干半岛到中国长城、从波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夫到喀什噶尔的骆驼客都能理解的语言。俄国泛突厥主义的旨趣是:既要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又要把全体民众从传统伊斯兰保守主义的愚昧中解放出来。其主张据鼓吹者所言,“是号召俄国的各突厥部落,首先通过建立共同的文学(规范化)的语言和文化,而后通过建立政治组织为争取民族复兴而联合起来。”①加斯普林斯基是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终生思想鼓动家,为泛突厥主义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的引领下,以泛突厥主义为指导,在俄国全境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中发起了“扎吉德”运动②。这一运动成为当时进步的鞑靼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们进行抗争的一面旗帜,对于整个操突厥语言诸民族的资产阶级也发挥着动员组织作用,从而为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扎吉德分子以启蒙为中心展开活动,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新方法学校,开办书店,创办报刊,设立剧团,组织慈善机构,充分利用一切文化传播媒介来宣传先进的思想观念。扎吉德运动促进了社会风俗的转化,为俄国穆斯林社区的社会进步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并促进了新时期俄国境内穆斯林的认知文化、哲学、特殊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一体化进程,原先属于不同民族(部族)的穆斯林开始形成一个整体。俄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知识界;他们不但熟悉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而且也了解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并接受了加斯普林斯基所主张的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通过革新,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正是在以加斯普林斯基为引领的扎吉德运动的洗礼下,鼓吹突厥语民族一体化的泛突厥主义运动由社会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转变。

19世纪下半叶,在泛斯拉夫主义压力下出现了俄国穆斯林的语言、思想、行动“三统一”活动,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致力于俄国境内的穆斯林一体化,具有反抗沙俄殖民统治、保卫民族传统文化和思想启蒙的特征。到了20世纪初,俄国泛突厥主义由社会文化运动转变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

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俄国穆斯林社会文化的交互影响为政治泛突厥主义登台打下了思想基础。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它是在欧亚大陆中部原野上数百年历史交往中形成的庞大而稳定的突厥语民族文明及其长期积聚的社会能量在这个特定形势下的横空出世;站在微观的角度看,在“扎吉德”运动取得成效(借助具有一定共性的语言文化激发了民族聚合力)的基础上,泛突厥主义开始由文化宣传转向政治行动。这一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是1905~1906年的三次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和在会议进程中组建的穆斯林政党———穆斯林联盟。

二　泛突厥主义的政治热情高涨

20世纪初,俄国泛突厥主义分子的政治积极性有了明显的高涨。俄国泛突厥主义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就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彼得格勒举行的三次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为了筹办会议和组建政党,泛突厥主义的积极分子组建了各种各样貌似社团的政治组织,他们彼此间频繁通信,召开各种小型会议,觐见内务部长和全俄缙绅会议的成员,不辞辛苦地到所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游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③。

从1904年后半年到1905年年初,游兵散勇式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大多数是鞑靼人)开始主张建立一个联盟,并试图在俄国政治舞台上迈出自己的步伐;但在具体的行动方式方面很难取得一致,例如,俄国穆斯林的著名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宗教界知名人士Г.Р.伊波拉克莫夫(1857~1944)在西伯利亚旅行时劝导穆斯林向大臣会议主席呈交请愿书,而有些头面人物就反对向政府呈交请愿书;另外,喀山的泛突厥主义分子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成为全俄穆斯林的代表,但其他地区的一些穆斯林上层分子并不认同④。

1904年夏天是穆斯林政治活动的萌芽期。泛突厥主义分子发起了全国性的穆斯林请愿书运动,各种各样的请愿信像雪片一样飞到当权者的手中。尽管不同地区的请愿书所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但绝大多数还没有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生活问题,在请愿书书中很难看到“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政治话题,只是个别请愿书中提出让“使用传统方法解决新问题的毛拉会议组织化(每年一次)”;这个请求里包含着明显的政治潜台词。由于伊斯兰教的世界观早已深入人心,这就迫使企图发起泛突厥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人只得以“二千万俄国穆斯林的”名义说话。但在实际上,泛突厥主义者一开始就存在着脱离伊斯兰宗教会议领导的倾向,并与绝大多数信教民众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

与当时俄国所有的民族主义政党一样,突厥穆斯林的各种政治组织也只是反映了突厥语群体中部分人的要求和利益,具体说,反映的只是新闻记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律师、地主、大商人以及部分对政治有兴趣的伊斯兰宗教界人士的愿望。当时俄国的千百万下层穆斯林民众还没有表达自己政治观的意识与能力;他们有远离政治的传统,而没有所谓的政治利益意识。

泛突厥主义者之所以从1904年起就打算将组建的突厥民族主义政党冠名为伊斯兰宗教色彩极浓的“穆斯林联盟”,这是它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对自己政治意图的一种掩饰,因为他们和当时的伊斯兰宗教会议的领导人没有找到共同语言,“泛突厥主义者首先将斗争锋芒指向伊斯兰宗教界”①,他们活动的企图和目的完全不是“伊斯兰的”,而是泛突厥民族主义的,但冠上“穆斯林”名称既能吸引宗教界的突厥上层人士,更符合千百万笃信伊斯兰教的突厥穆斯林的思想原则,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统一的宗教社会,而且都属于一个伟大的突厥—鞑靼人种,几乎讲着同一种共同的语言”②,从而使俄国的穆斯林在坚信伊斯兰教的同时确立泛突厥民族主义的思想。

泛突厥主义者将邀请参加会议的信函和电报发往那些最著名的、社会威望极高的突厥穆斯林头面人物。1905年4月17日沙皇颁发语气温和的敕令使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当局对接连不断的请愿书的明显让步。当然,最令他们鼓舞的是在国内混乱和日俄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可以采用新的方式和手段迫使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

三　“轮船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