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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学的方向；肯定了“自然派”当时站在俄国文学的最前哨的地位,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讽刺文学,并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所奠定的“现实的诗歌”的传统；断言了果戈理的功绩在于“完全使艺术面向现实”,着重“描写普通人”，促进了俄国文学的民主化和现实主义的深化；别林斯基还进一步区分了文学的民族性与人民性的概念，认为人民性不仅要求忠实地再现生活，而且要求批判农奴制现实，表现人民的觉醒。别林斯基出色地阐明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及果戈理等人的遗产，确定了俄罗斯文学以后的发展，将其引上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引导它去真实而全面地描写俄罗斯现实，提出当时最重大的问题并对其加以说明。别林斯基曾说：“艺术和文学，在我们今天比在从前更加变成了表现社会问题的东西自然派今天站在俄罗斯文学的最前列通过自然派作家，俄罗斯文学走上了一条确实的、真正的道路。”[1](p623)

十九世纪3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开始在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舞台占据主要角色，涌现出了众多的大师，如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司汤达等，尤其是巴尔扎克，以其自然、真实地摹写现实的创作原则，在有序的时空和典型化的形象、细节中，逼真地展示了“日常化”的“人间喜剧”。历史发展到此，浪漫主义的诗歌已不能唱出时代的全貌，人们也早已厌倦了缺少人间烟火味的海市蜃楼，他们要切实地找出生活的真谛。于是，“自然”的文学艺术作品便应运而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作为生活教科书的重任，并成为由此开始的几乎整个十九世纪欧洲文坛的主旋律。
俄国也义不容辞地加入到了这场国际性的大合唱之中。从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始，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为批判现实主义合唱队输送了一大批风格各异、才华出众的歌手——坚定的背叛者赫尔岑，为本阶级敲响晚钟的冈察洛夫，从黑暗王国中带来一线光明的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密切关注社会政治和社会心理的美文家屠格涅夫，急切地呼唤“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的杜勃罗留波夫，“美是生活”这一著名论断的创造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果戈理一样尖刻的讽刺大师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最为复杂的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其一生寻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列托尔斯泰，“樱桃园”凋零、枯萎的见证人契诃夫等，他们分别代表着浪漫现实主义、民主现实主义、抒情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严峻现实主义等等。他们以批判农奴制为共同思想基础，极力忠实于自然加上现实，无情揭示社会的丑恶。“自然派”作家站在俄罗斯文学的最前哨，猛烈抨击农奴制，揭示都市文明的阴暗面，讽刺官僚的贪婪腐败以及贵族没落腐朽的生活风习。他们同情下层社会“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描写“多余人”形象。实质上，他们就是俄罗斯早期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
40年代上半期，自然派作家的人数还不多，主要使用特写的体裁。下半期队伍扩大，佳篇相继问世，在短短数年间掀起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高潮，小说在其中占压倒优势。在这些作品中，有的抨击农奴制度（格里戈罗维奇的《乡村》和《苦命人安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的同情小人物的不幸遭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谢德林的《错综复杂的事件》），有的揭示都市文明的阴暗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涅克拉索夫和达里的特写）,嘲笑官僚(涅克拉索夫的诗),有的描写贵族的生活和风习（赫尔岑的《一个青年人的札记》、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有的刻画“多余人”的形象(赫尔岑的《谁之罪？》、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还有的号召妇女解放（赫尔岑的《偷东西的喜鹊》、德鲁日宁的《波林卡萨克斯》）。总之，自然派作家的全部创作都集中在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评上，对此，别林斯基曾高度概括地说：“在我国，社会生活主要是通过文学表现出来的。”[1](p602)

“自然派”原是一个以别林斯基为中心、以反农奴制为共同思想基础的派别，包括一大批具有各种世界观的作家。1848年别林斯基逝世后，随着政局的逆转，其内部逐渐露出分化的征兆，到50年代后期，由于在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途径问题上意见分歧，更演变成为互相对立的革命民主派和自由派。高尔基在谈到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或俄国的“自然派”及其作家时曾精辟地指出：“它是十九世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后来又传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流派的特征是它那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的创始者，大半是在智力上超过自己同辈的人，他们在本阶级的粗暴的体力背后，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阶级的社会创造力的衰弱。这些人可以叫做资产阶级的‘浪子’；正如宗教传说的主人公一样，他们从父亲的束缚中，从教条和传统的压迫下逃了出来。”[5](p94)高尔基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制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批判一切现存的事物倒是容易，但除了肯定社会生活以及一般‘存在’显然毫无意义以外，却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5](p96)
让我们再引用高尔基的一段话，作为对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的概括性总结：“在欧洲文学的发展史上，年轻的俄国文学是一个惊人的现象。我并非夸大事实：没有一种西方文学象俄国文学这样有力而迅速地诞生，放出这样强烈而耀眼的光辉。欧洲作家就没有写过这样多为全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品，在难以名状的艰苦环境中创造出这样惊人的美。试比较一下西方文学史和俄国文学史，就可以得出这个不可动摇的结论：没有一个国家象俄国那样在不到百年间出现过灿若星群的伟大名字，有过我们这样多的殉道的作家。”[6](p554)这是因为，“在俄国，每个作家都真是独树一帜的，可是有一种倔强的志向把他们团结起来——那就是，去认识、体会、猜测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祖国在世界上的使命。”[6](p556)的确，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构成了当时社会解放运动的进步力量。他们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社会主张，并用文学来为解放运动服务。

[参考文献]
[1]（俄）布罗茨基.蒋路等,译.俄国文学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2]匡兴.外国文学[M].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1992.
[3]（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4]刘庆璋.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5]（俄）高尔基.高尔基论文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6]（俄）高尔基.缪灵珠,译.俄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