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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他来说乃是一种宗教信仰,甚至是超于宗教信仰的自然本身。众所周知,白银时代受象征派艺术理念影响的大批作家都深信世界正走向末日,随着新千年的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所以,他们一方面认为一个非人文化反人性的时代正在到来;另一方面,又认为艺术(和艺术家)有责任引导世人走向人性和神性统一的彼岸,在现实人间创造一个超现实的人间天国。象征派认为艺术是创造生活的思想家,是宇宙、宇宙精神、社会变革的预言家。他们认为继承自然之伟业的人是哲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他们是沟通上帝之天国和人间之神喻的传达者,是窥视彼岸的桥梁和媒介。诗人或艺术家的使命不是在虚幻的尘世生活中寻找真理,而是要超拔于尘世生活之上,鄙视真实的卑俗的生活本身,创造和建设新的生活。在俄国文艺美学思想中,安·别雷是继弗·索洛维约夫之后倡导创造生活说的一位主要的思想家,他提出不仅要在艺术中,而且也要在生活中复苏人的个性,以杰出个性为榜样来引导全社会走向人性和神性统一的尘世天国。

象征派对纳博科夫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其作品的意境或整体氛围中。和象征派一样,在理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中,象征派和纳博科夫都蔑视现实,认为现实本身是不完善的,它不足以构成艺术的成分。“现实既不是真正艺术的主体,也不是真正艺术的客体;真正的艺术创造着自身的现实”(纳博科夫,《说吧,记忆》12)。总之,有多少人,就可能有多少种潜在可能的现实。在他看来,一般意义上的现实是不存在的,现实在不同的主体眼中具有不同的形象。艺术即起源于一个人运用记忆和想象来调整组建的印象。所以,在真正的艺术家笔下出现的,不是原生态的现实本身,而是一种仿现实原生态的语言幻象。艺术现实永远都是一种幻觉,但这不是艺术的弱点,反而是艺术的强项。艺术之所以有力量,全在于它的这种亦真亦幻,能够超然于粗陋的现实之上,从而为人们揭示来自彼岸的信息的特性。纳博科夫并未整体接受象征派创造生活的实践理念,反对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他认为生活从整体上说不可能成为一种审美建构,艺术的法则不可以平行地移用于性质与之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但他是认同个性反对无个性的造反的。在这一点上,纳博科夫的《死刑邀请》和扎米亚金的《我们》等反乌托邦小说构成了深层次的呼应。

除整体美学诗学观上的影响外,对纳博科夫影响较大的,还有青年象征派另一位主将亚·勃洛克。勃洛克(1880-1921)是纳博科夫景仰的年轻一代象征派中的代表作家之一。纳博科夫曾经称勃洛克为自己的“导师”。他还说:勃洛克“是本世纪(指20世纪)最初20年中最伟大的俄国诗人”(纳博科夫,《说吧,记忆》258)。他称自己年轻时是个“勃洛克时代”的诗人。纳博科夫对勃洛克的景仰即使从其为自己选用的笔名———西林(西林“Cирин”,意为“天堂鸟”。1910年,一些文学书籍应“象征主义运动”之景出版,取总名为“西林”)———也可以看出。

纳博科夫认为:“诗代表通过理性文字构想的非理性的神秘”(纳博科夫,《固执己见》48)。熟悉俄国象征派语汇的人当能知道,所谓“神秘”,在许多具体语境下,实际上指的就是形而上的意蕴,即“仿佛若有所知的寂静”。而这类意蕴,无论作为作家的纳博科夫如何试图否认,它那“……彼岸的新鲜气息渗入了我们的生命”。正如其笔下人物所说:“……可我的幸福,亲爱的朋友,我的幸福却留了下来———它在路灯潮湿的反光中,在伸向运河黑水里的石头台阶小心翼翼的转弯中,在正在跳舞的一对人的微笑中,在上帝为人的孤独而慷慨环护着的一切之中”(纳博科夫,《弗·纳博科夫作品选》308)。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对“失去的天堂”的回忆,构成纳博科夫作品中一大重要主题。和他笔下那些俄国侨民的身世浮沉感相应,纳博科夫笔下充满了命运的扣门声,到处可以意会到那只见无可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命运的手”。《私生的标志》(1947)仿佛在和莱蒙托夫《宿命论者》的主题遥相呼应:世事繁复如转轮,所谓命者,无非偶然罢了。真乃“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

纳博科夫的每部作品,无论体裁大小形态怎样纷繁多样,都具有彼此紧密的关联,既是独立成篇、结构完整的整体,又是彼此关联、互相阐释、互相说明,具有深刻互文关系的统一的整体。这是一种“超结构的特性”,它们把纳博科夫所有作品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

 

三、纳博科夫与阿克梅派

白银时代俄国文坛上的阿克梅派,是发轫于俄国象征派,以象征派的艺术理念为出发点,同时又以反对象征派基本理念为号召的一个美学文艺学流派。如果说象征派的眼光是彼岸的,以向往彼岸为基点的话,那么,阿克梅派却以此世和现世为出发点,以关怀人生和现世为根本宗旨的美学流派。阿克梅派代表人物尼·古米廖夫(1886-1921)倡导一种以现世关怀为本质特征的入世的美学精神,而摒弃俄国象征派对彼岸的向往。如果说象征派是自上而下的美学的话,那么,阿克梅派则是以自下而上的美学为特征,是世界范围内“语言转向”在俄国语境下的具体体现。在象征派看来,诗和诗人是“美”的理念手中的工具和手段,诗人是“代神立言”———是世界精神和宇宙理念借诗人之手书写神言;而阿克梅派却认为诗和诗人没有那么崇高,诗不过是一种语言操作,诗是一种技巧,可以经过艰苦的学习而掌握,诗的根本宗旨是表现现实生活,反映真实。阿克梅派为自己所取名称———“诗人行会”———就标志着这一特征。他们认为诗人经过刻苦历练,就可以而且也应该能够冲击顶峰,达到艺术和诗的极境(“阿克梅”源于希腊文,意为“顶峰”、“极致”)。阿克梅派认为学习诗歌创作不仅可以塑造诗人,而且还可以创造理想的读者———即懂得诗热爱诗的人。毫无疑问,后者恰正是诗歌存在的土壤和根据。

而纳博科夫所取自阿克梅派的,是注意感性细节和知觉的敏锐。在俄国文学史上,人们一般把以上这两派截然分开,以为他们之间的对立如水火不容,但纳博科夫“却是调和这两个文学潮流固有特征的绝无仅有的范例”(亚历山大罗夫257)。和阿克梅派一样,纳博科夫尽管并未去认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但也反对让赤裸裸的社会定货决定艺术。纳博科夫更倾向于认可艺术是制作,是带有优雅谜底的谜语。他更喜欢把创作比作一个“美丽的谜”。显然,在艺术观上,纳博科夫更多地带有现代以及后现代的色彩。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说、未来派对语言革新的崇拜,以及整个俄国现代主义把艺术当作与社会无关的自主领域的见解,都对纳博科夫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纳博科夫看来,艺术是一种语言的幻象,它并不祈求在真实性上与本然之真竞争,而是指向更高的真实———艺术的哲理之真。纳博科夫的艺术创新主要表现在他革新了读者与作者的传统关系,向读者的知解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的每部作品都期待理想读者的解读,并不祈求在整体上对时代问题提出现实的回答,而是要人们关注作品的每个细节细部。他说:“……象棋棋题中的比赛不是在白子和黑子之间进行的,而是在棋题的编撰者和想象中的破解者之间发生的(如同在写作艺术中,真正的斗争不是发生在小说的主人公们之间,而是在小说家和读者之间一样)……”(转引自阿格诺索夫376)。在此,我们不拟深入细致地探讨纳博科夫诗学特征与阿克梅等派别的继承性联系,而是着重谈一谈阿克梅派主要代表人物古米廖夫作为一个英雄诗人,其伟岸人格对作家纳博科夫的影响。

在白银时代诗人中,古米廖夫是一个更多地以其个性对纳博科夫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诗人。以其行为而非主要以笔来书写文学的古米廖夫,在这个意义上仍不脱象征派特征。早在1923年,弗·纳博科夫就在“纪念古米廖夫”这首颂诗中写道:“你像缪斯教导的那样,清醒而又骄傲地死去了。/此刻,在寂静无声的叶尼塞河上,你正和普希金一起, /谈论着飞翔在天上的青铜的彼得大帝/和非洲的旷野上的风。”

在纳博科夫的意识中,始终萦绕不去的,是诗人古米廖夫那种超拔于人世的英雄主义个性和他那悲剧性的死亡。70年代中,纳博科夫又在一首诗中,重提古米廖夫之死:“古米廖夫诗歌,我是多么喜爱!”众所周知,古米廖夫生前曾经不止一次在诗文中叙及并预言了自己的死———什么“一颗子弹”、“荒野上的一座坟坑”(与他被处死的情形绝相吻合)。古米廖夫认为人的死比生更能说明一个人的本质。他一生既向往英雄主义的生活,更向往英雄式的壮烈的死。古米廖夫之所以使纳博科夫如此喜爱,和他诗中的存在主义意蕴有着很大关系。纳博科夫在距其有关古米廖夫的第一首诗的5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