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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爱》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同简·爱、苔丝等其他人物形象一样,已经脱离作品而存在,早已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象征符号。论文从时代背景出发,结合权利话语理论,从男权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罗切斯特,从而得出结论:一方面,他始终受着社会权利话语的威压,是父权文化的牺牲品。但同时,他又对妻子伯莎及恋爱中的简·爱充当了不光彩的压迫者的角色,成了夫权文化的帮凶,是一个打着时代文化烙印的复杂而矛盾的人物。《简·爱》自1874年出版后,很快风靡欧洲大陆,成为亿万读者爱不释手的畅销书,其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也跻身于英国伟大作家的行列。马克思甚至将她与狄更斯、萨克雷相提并论,合称为“英国一派出色的小说家……”[1] (P402)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结合不同时代背景对《简·爱》进行审视,有关女主人公简·爱及 “疯女人”的文评多达一百多篇,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却身在简·爱女性意识光芒的阴影下长期被评论界所忽视,文评寥寥无几。然而,在《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存在给简·爱提供了一个表现女性意识的舞台,揭示了19世纪英国父权与夫权文化的阴暗,展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成长,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及文学研究价值。一方面,他始终受着社会权利话语的威压,是父权文化的牺牲品,但同时,他又对妻子伯莎及恋爱中的简·爱充当了不光彩的压迫者的角色,成了夫权文化的帮凶,是一个打着时代文化烙印的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一　被压迫者———罗切斯特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英国发生了一连串政治、社会和经济事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变革和工业革命。城市正日益成为工商业者的天下。这些具有辉格党自由主义倾向的新兴中产阶级希望议会改革,扩大选举权,并以自由贸易取代关税壁垒,这一切的变革危及到了贵族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方式。然而,自由主义改革此时还只是来自北部的呼声,摄政王本人是一个纨绔子弟,内阁也由保守的托利党组成。从1800年到1830 年,几任首相全是托利党人。于是,1815年颁布了《谷物法》,建立兑税壁垒,以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来维护土地所有者利益。托利党保守主义理论来自前辉格党理论家柏克,他痛感法国大革命和工业化带来的灾难,由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秩序和特权,体现了英国保守主义者对田园诗般的传统英国生活方式的留恋以及对城市变革、工业自由和平等的恐惧。1838年,英格兰北部工商业者和工人发动宪章运动,要求普选权(1867年议会颁布第二个《改革法案》,部分城市的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宪章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北部工人,其精神后来孕育了1848年革命及1893年工党的建立,它最大的受益者是辉格党的北部工商业者。《简·爱》提到一天夜里,罗切斯特要去米尔科特参加一个公众大会,显然是宪章主义者的秘密会议。宪章运动及工业革命动摇了那些日渐没落的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他们痛感自己失去了往日的光荣,不过,仍有一份不可剥夺的、似乎与生俱来的财富即“贵族气质”可以弥补其它方面的亏损。中产阶级发现自己虽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在精神气质和文化修养上却自惭形秽。贵族正好利用了这种自卑感, 把自己的文化标准推向极端,成为对新兴中产阶级的心理压迫。罗切斯特不是世袭贵族,既没有继承的贵族头衔和大批财产,又没有贵族阶级引以自傲的优雅举止和高贵气质。他可以说是相貌不雅、举止粗鲁、行踪不定、激情似火。并且有鹰一般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对工业革命和海外扩张感兴趣,正是贵族阶级所害怕所压制的新生力量。贵族阶级的心理压迫使罗切斯特产生强烈的反抗意识,对以英格拉姆为代表的娇柔做作的贵族小姐之流,他以玩弄爱情游戏的方式戏弄她们来还击“贵族气质”的压迫。作为对贵族阶级门当户对观念的抗争, 罗切斯特在一个既无财产又没有优雅气质的平凡家庭女教师和美貌富有的贵族小姐英格拉姆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科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的核心理念为:“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在话语即历史所标志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些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福科看来,“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的,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故而知识并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它是拉起真理来做虎皮,包裹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①换言之, 每个社会总是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做后盾,利用知识的传播来扩张其意识形态。《简·爱》创作于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统治英国社会的权力话语是以财富、社会地位和性别来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当时的法律规定长子拥有继承权,剥夺了次子及女儿继承财产的权力。这就意味着罗切斯特将会成为不名一文的穷乡绅,丧失其拥有的社会地位,这是罗切斯特及其父兄所不愿接受的命运。为了使罗切斯特不至于沦落为一介贫民,罗切斯特的父兄在他大学还没有毕业便给他说了一门女方有3万英镑陪嫁的婚姻,在没有被告知对方有巨额陪嫁的情况下,涉世未深、贪恋美貌的罗切斯特在其父兄的安排下稀里糊涂地就做了新郎。殊不知,更大的厄运在后面等待着他。按照19世纪英国的法律规定,罗切斯特婚后便成了伯莎三万英镑嫁妆的拥有者。至此,其父兄为其安排的一场婚姻买卖告成。然而,罗切斯特毕竟年轻气盛,对生活充满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对于这场婚姻交易始终充满挫败感。在这场买卖中,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被买的,并对此耿耿于怀。在发现伯莎的品行缺陷后,他也曾想过解除这场婚姻,然而,男权文化社会中父权的压迫使他打消了这一念头。在压抑的生活中,他逐渐滋生暴躁的情绪;骄傲的自尊心使他变得异常敏感,总以为自己被人嘲笑;再加上伯莎的风流放荡的生活,使他不由感到自己力图被摆脱,感到自己是个乞怜者。在对简·爱的叙述中, 他把与伯莎的结合称为“堕落骇人的痛苦深渊”[2] (P289)。据其自述应该不是夸大其辞。有一次,万念俱灰的他险些饮弹自尽。自杀未遂,长期被压抑的罗切斯特逐渐产生反抗情绪,他开始疏远伯莎,并且折磨她,将其对父权文化压制的不满与愤怒全都发泄到伯莎身上。他一步步用精神上残忍的摧残折磨这个“买他的女人”, 直至伯莎言行失常,于是他便冠之以“遗传疯病”的罪名将她禁锢于桑菲尔德府的阁楼之上。至此,罗切斯特成了夫权文化的帮凶。罗切斯特囚禁伯莎于阁楼之上,其深层动机也许是, 他要使伯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以此达到使人们遗忘或忽略他曾有过婚姻这一事实的目的,为重建婚姻作必要的铺垫。他要用行动向父权文化挑战,向不公正的婚姻法挑战。作为世俗包办婚姻的受害者,罗切斯特想要重建幸福婚姻,对于贵族社会而言,此举不啻离经叛道, 而且是对19世纪英国法律的重大颠覆,然而罗切斯特却也做到了。朱光潜先生说“莎士比亚失恋于菲东女士,于是创造出阿菲利娅这一角色;屠格涅夫迷恋一个很平凡的歌女, 于是在小说中创造出许多恋爱革命家的有理想、有热情的女子,这都是以幻想弥补现实的缺陷,都是一种升华作用”。[3](P427)夏洛蒂的生活和她创作的《简·爱》也不例外。换言之,“女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未能得到理想的婚恋,却在她用心熔铸的《简·爱》中实现了,她的痴情在现实中遇到了冷落,却在艺术中得以燃烧和升华。”[4] 罗切斯特便是以她在布鲁塞尔读书时认识并爱恋的埃热先生为原型塑造的。有妇之夫的埃热先生不能给夏洛蒂完整的爱情,这使得夏洛蒂陷入了一场无望的爱情旋涡中无法自拔。阿尼克斯在评述《简·爱》时称其在许多方面都是自传性的,作家心中的苦恋无法诉说,只有通过作品来弥补她在生活中的缺陷。因而,与埃热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的罗切斯特先生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着犯重婚罪的危险追求婚姻幸福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了。二　罗切斯特———压迫者罗切斯特长着“方方的大额角,宽阔乌黑的眉毛,深沉的眼睛,粗线条的五官,显得坚毅而严厉的嘴巴———一切都透出活力、决断和意志”。[2](P164)其音色也体现了男性的特征:“这是一种圆润洪亮的男低音,其中注入了他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力量……通过耳朵,灌入了心田,神奇地唤醒人们的知觉。”[2](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