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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劳瑞·张伯伦在《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中，一反传统翻译的被动、消极的“忠实”原则，揭示了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本文旨在通过评介劳瑞·张伯伦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来分析女权主义翻译理论，探讨其贡献以及尚待完善之处。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和运动的兴起，传统的翻译研究也出现了相应的理论分支，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劳瑞·张伯伦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现就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负责有关性别法律与政策的实施的劳瑞·张伯伦虽然以律师为职业，但是同时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尔特豪法学院(Boalt Hall School of Law)法学博士学位和厄尔文文学院(UC atIrvine)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对文学和翻译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作为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张伯伦早在其1988年的论文《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中就对广泛流行的性别隐喻(gender metaphors)翻译理论进行了集中论述，证明了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家长式权威体系下的从属地位(Lori Chamberlain，2000：37)。在总结了众多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家的观点之后，她指出这种传统观念的不足之处，提倡应该把翻译看作是具有文化构建的社会活动，积极地进行有意识的文化介入和协调，改变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问题，重塑女性的形象。张伯伦(1988)认为，女权主义者对性别意识的关注不仅应该对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卓有成效的意义，对于实际的翻译过程来说，不论作者主张男权主义还是女权主义，这种关注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女权主义者们的这种主张和看法，即使在现在也有着很深的影响和作用，促使我们对翻译活动的性质、地位、翻译的标准和译者的作用从哲学、政治、社会意识形态、语言以及主观性等角度进行重新思考，从而肯定译者在文学巨著以及文化本体形成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女权主义与翻译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诱发了西方学者对权利、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在这一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流派有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巴西译者，翻译理论家和“食入主义”，后殖民翻译研究和解构学派。这些流派在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女权主义翻译理论流行于加拿大，代表人物有巴巴拉· 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谢莉·西蒙(Sherry Simon)，苏珊妮·德·洛宾尼尔一哈伍德(Suz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和劳瑞·张伯伦等。女权主义者认为传统翻译观把翻译视作女人，译作依赖于原作，这不仅贬低了译者和译作，也包含了对女性的歧视。他们要求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主张译文享有与原文一样的地位；翻译不只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更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女权主义翻译观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译者翻译的事实。翻译研究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是在一个共同的智识和制度的坏环境中形成的。这一结合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不断得到学术体制承认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思想相仿，均是根植于那个突出了语言的时代之动态中。翻译研究受到许多女性主义核心课题的推动：对传统等级制和性别角色的不信任；对界定忠实的规则的极度怀疑；对意义与价值的普遍标准的质询。女性主义和翻译理论都关心“次等性”(secondariness)被定义的方式；二者都是对语言中所表现的差异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工具。对于这两个领域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性和历史的差异是如何在语言之间表达的?这些差异又如何在语言之间转换传递?就二者在各自等级中所对应的更为强大的一方面而言，人们期待女性和译者是什么样的忠诚?在这些研究领域里，语言积极介入到意义的创造之中。既然翻译指的是一个语际转换的过程，译者传达，重写，操纵一个文本以使它使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那么译者就可以使用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作为改变支配性表述的途径之一，这种改变可以在概念层面，也可以在语法或术语层面(李文革，2004：163)。二、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著名的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家谢莉·西蒙指出在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与译者往往和女人联系起来而被视为低等和弱势地位。16世纪中叶法国作家蒙田作品的英译者约翰·弗洛里欧(Jone Florio)用了一个简洁的公式总结了翻译与女性两者在传统中的低等地位：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都有缺陷，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性”。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西蒙认为，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的女性(Sherry Simon，1996：59)。描述翻译的语言援引主宰与低贱，忠实与不忠实的形象，随意使用性别歧视的词汇比比皆是。其中最顽固持久的一种表述，即“不忠实的美人”(1es belles infideles)一语。这一带有歧视性因素的隐喻就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对翻译的看法。这种说法之所以盛行某种程度上在于它把忠实和美丽、规矩和优雅对立起来，使道德义务的单调乏味与文体的美妙变得互不相容。女权主义翻译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为此它必须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且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女权主义的翻译把贯穿于翻译史的一个老问题——“忠实性”重新表述。女权主义翻译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 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女权主义翻译认为，人们应该重新理解“忠实”。我们对忠实的传统理解是贫乏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分依赖于一些僵硬的、彼此互证的二元对立关系。翻译被视为一种再生产行为，文本的意义通过它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对于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两极，我们都做了绝对化的解释，暗含在两种语言之间、原作与译作之间，以及由此类推，男性与女性之问的对立不可能绝对固定；相反，这些二元的排比应置放在一个连续体中，在那里每一元都可视为是相对的。就像巴斯奈特所指出的，当代的翻译研究要打破的正是把原作和译本视为两极这种陈旧的二元翻译观，同时反过来试图去把翻译视为一项与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Bassnett，Susan，1990：94)。只有摧毁两极的绝对性，我们才能对社会和文学的种种关系重新理解。三、劳瑞·张伯伦的女权主义翻译思想在《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中，劳瑞·张伯伦也同样对“不忠的美人”这一隐喻进行了分析。她(1988)指出，这一格言之所以流布甚广，且历久弥新，其原因不仅仅是法语原文的音韵优美，更在于它的文化内涵。翻译的忠实与婚姻的忠实有着共同的特征，这种忠实被视为是一种译文(作为妇女)与原文(作为丈夫、父亲或作者)之间的隐形的契约。但是，在传统婚姻中却实际实施着一个“双重标准”—— 妻子(译文)要因“不忠”而公开受审．而丈夫(原文)却因法律的原因不会构成犯罪。在这一态度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父权(paternity)问题与翻译问题的症结：在父系社会的亲属关系中，使后代合法的是父系而不是母系。由于女权主义运动是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中诞生的，其思想也与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张伯伦就在她的文章中对女权主义翻译流派和同时期的后殖民主义翻译流派的共同之处进行了阐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又将翻译比作吃人主义和吸血主义的隐喻，象征着翻译从原文中吸取血液来增强译文力量的行为。张伯伦(1988)指出，这种隐喻与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与类似之处，他们都同样拒绝高估原文、贬低译者的等级划分标准。可是，二者又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加以分析和评判，因而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不同的作用。此外，张伯伦还剖析了同时期的不同翻译理论家的作品和思想。在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通夭塔之后》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现象：斯坦纳塑造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对原作的“情欲的占有”(erotic possession)和对译作的“穿透”(penetration)等意象。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在《他者的耳朵》中有这样的观点：女性译者既不是简单的从属者，也不是原文作者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