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摘要奥斯丁以其对婚姻、爱情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及她自觉的女性意识，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具女性特色的作家，代表女权主义的声音。而海明威以其简练、克制的“男性”写作风格和对男性的追求、气概等的描写，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具男性特色写作风格的作家，是父权文化的代表。本文主要从创作主题、女性观点及语言风格方面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一、创作主题简·奥斯丁（1775—1817）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所展示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着重描写这个阶层青年妇女的爱情生活和婚姻纠葛。奥斯丁一反先前文学创作的女性情感潮流，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关注女性眼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婚姻、爱情、道德。她并不为迎合男人的口味而刻意雕琢女性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而注重考察女性情感与社会规范的距离，反映了她自觉前卫的女性意识。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以其简练、克制的“男性”写作风格和对男性的追求、观念、气概和友谊的生动描写而闻名遐迩。在海明威的小说里，男性无疑是最具特色的。他们以坚强的意志，近乎粗暴的男性面孔，以及那种压迫之下的优美，败退之中的胜利所表现出来的性格魅力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与拳击、打猎、斗牛、钓鱼结下难解之缘，成为定型的男子汉概念的同义词。他笔下所展现的是一个阳刚的世界，主要描写了面对困难、厄运表现出的一种重压之下的硬汉形象。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他们面对注定的孤独、失败和死亡的宿命压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不可测的人生厄运中奋力抗争，表现了一种打不垮的硬汉风度。二、女性观点妇女的觉醒与解放从来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致卢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精确地衡量。18世纪以来，在西方，尤其在英国，出现了以女性为永恒主题的女作家。她们在作品中为妇女的命运呐喊，为妇女谋求摆脱男尊女卑的社会桎梏的叛道精神而讴歌。奥斯丁生活的时代，欧洲社会的女权思想和女性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奥斯丁对她之前的男性作家笔下的男权视角和观念做出反驳，从女性的视角尖锐地揭示了当时英国社会上男尊女卑的现象，传达了女性为争取男女平等而抗争的呐喊。奥斯丁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她对女性身份的确认上。她特别强调女性在生活中的文化修养，有了这样的修养，女性才能在未来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中迎接各种挑战，并且赢得男性的尊重而不是怜悯。她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有理性的女性形象，例如，《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这主要表现在她惹人注目的智慧，她对柯林斯先生和夏绿蒂的判断，对家人粗俗的反感都反映出她很高的道德水准、良好的举止和鉴赏力上。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反映了她思维的独立性。而在一个妇女被统治、被支配的社会中，这种思维的独立性恰恰就是她作为女性的独立意识。海明威的小说里，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有媚俗的外表和幼稚的心灵。她们构成的女性世界只是男性世界的陪衬、影子———硬汉们的影子。海明威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只是一种陪衬，这种陪衬表现在：陪衬在在富有男子气概、勇敢无畏的男人身旁的都是温顺、善良、漂亮、能干、完美的女性；陪衬在无男子气概、胆小的男人身旁的都是堕落的、占有欲强的坏女人，而她们的存在又直接威胁到男人的主体意识。海明威的许多小说表现的男子汉形象使我们认识到，海明威漠视女性。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往往不是魔女就是天使，不是淫妇就是贤伴，而不是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人。三、语言风格法国解构主义理论家米歇尔·福科认为，文学作品的叙事话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功能、运动的关系，他反对只把文本作为意义解读中心的理论，主张对叙事话语的研究应该结合其他话语系统如意识形态、历史等，才能洞察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在福科看来，“权利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的。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故而知识并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它是拉起‘真理’来作虎皮，包裹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运用福科的话语理论来分析比较奥斯丁和海明威的作品，可以深入探讨这两个分别具有鲜明女性特色和鲜明男性特色的话语文本与其时代权利的关系。按照福科的理论，影响和控制话语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由此我们发现在海明威简洁、粗硬的语言下所掩盖的男性权力特征。而奥斯丁的语言风格是平和的、风趣的，很少有风云突变、跌宕起伏的情节，更没有慷慨悲歌的激昂文字。与海明威相反的是，奥斯丁平和、诙谐的语言反映了她强烈的女性特色。综上所述，奥斯丁作品的创作主题、女性特色、语言风格构成了其作品独特的女性特色，而海明威的“硬汉”风格使他成为最具男性写作特色的作家。由此，从女权批评的角度出发，在对海明威和奥斯丁这两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作家的作品中时代主题、女性观点和语言风格比较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奥斯丁是英国文学史中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女性作家和女性意识的启蒙者和先驱者，代表了当时社会女权主义的呐喊和呼声。与此相反，海明威则是父权文化声音的代表，是对女权主义的反叛。他们的作品即使在今天，对于解读西方文学的女性主义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 [1]虞建华：《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朱虹：《奥斯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 [3]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