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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字》以十七世纪殖民时期严酷的教权统治为背景，讲述了一桩发生在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湾的通奸案。在作品中，霍桑关注的焦点不是通奸案本身，而是行为发生后在各相关人物心灵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他们微妙的道德处境。本文试图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围绕作品的几个主要人物，并通过他们各自命运的揭示，来解析作品中体现出的性别意识。一、认同：人性受压抑，女性意识显现女主人公海丝特，年轻貌美，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却嫁给早已老朽，身体又畸形的齐灵渥斯。他们之间毫无爱情可言，在齐灵渥斯音信全无，不知生死的情况下，孤苦无依的海丝特遇到了德高望重的牧师丁梅斯代尔，邂逅了爱情并犯了人类的原罪。海丝特因为怀孕暴露了“奸情”，被判处监禁，并罚终生佩带红字A（Adultery通奸的字母缩写）。男女两性的差异一开始便将女主人公置于一个被动的位置，她无处遁逃，勇于承担起社会文化、清教道德的处罚。与之相反，作为通奸的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却得以隐形于众人之中，继续充当人类灵魂的牧师，如此明显的差异，暴露了父系文化道德、清教统治的不公，女性在文化道德中明显承载了太多。而作为一个女人，海丝特的通奸行为本身就挑战了社会秩序和两性行为的规范，基于对不守规则和逾越规范的女性的恐惧，父权社会的统治者也不会轻饶了海丝特。，海丝特一出场，就以她高傲的姿态和妙不可言的红字彰显了她反叛的女性自觉。从牢门走出时，狱吏抓着海丝特的肩头，拽着她向前走，她“用了一个颇能说明她个性的力量和天生的尊严的动作，推开狱吏，像是出于她自主的意志一般走进露天地。”“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而她为这一场合专门制作的服饰，“以其特有的任性和别致，似乎表达了她的精神境界和由绝望而无所顾忌的心情。”她那端庄的风韵，她所焕发出的美丽，“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轮光环，”这个犯罪的女人，这个散发着自由和自主意志因子的女人，不由得让人产生出一种赞叹的心情。与此同时，海丝特却选择了一条“赎罪”的传统而典型的道路：殉道。可以说外表的顺从和忍辱负重跟内心反叛意识的冲突一直伴随着海丝特，直到丁梅斯代尔死后。出狱后她带着珠儿在远离居民区的一间小茅屋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她静思、忏悔、慎言、独行，救济穷人，表面看来海丝特的步履坚定地走在赎罪的道路上。可是她又时时刻刻觉得一种潜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说她感到或想象着那红字赋予了她一种新的体验。她战战兢兢又不由得不去相信，那字母让她感应到别人内心中隐藏着的罪孽。”虽然她未必肯承认，信仰，对于她越发感受到压抑的清教的虔诚，从犯下原罪的那天起就在她心中慢慢消解了。海丝特实际上是凭借着空间上与外界的距离和被外界彻底抛弃的心理来保持着自身的精神独立和对自己所谓的“犯罪”行为的肯定。她并非承认自己犯了罪，而是对自我欲求的肯定。她后来的一连串行为，包括广场夜遇，林中相会，与牧师相约一起逃离等都是对自己最初“犯罪”行为作出肯定的基础上的。而一开始她选择留在这块黑土地上委曲求全，与其说是为了赎罪，不如说是无法离开或者说她心中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爱人。“虽然她向自己隐藏着那个秘密，但只要那个秘密象蟒蛇出洞似的从她心中一钻出来，她就会面色苍白，这或许是——应该说无疑是，将她滞留在如此息息攸关的场地和小路上的另一种感情。”“在这场地上居住着一个人，在这里的小路上踏着他的脚步，虽说不为世人所认可，她却自信他俩已结成一体，并将共同来到末日的审判席前凭栏而立，在那里举行神圣的婚礼，以共同承担未来的永无止期的报应。”海丝特无疑是一个内省的，自觉的，反叛的角色，可是这样一个女性为什么不脱离畸形的婚姻重寻自己的幸福呢？在清教统治的社会，“清教徒只允许男人来辨别婚姻的不和谐和提出离婚，女人应当通过温顺来赢得爱情。”由此可知，一个女人在当时是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的，即使她的婚姻中毫无爱情可言，而这种婚姻制度下任何婚姻形式之处的情爱都被视为通奸。虽然齐灵渥斯也跟海丝特承认“是我先委屈了你，我把你含苞的青春同我这朽木错误地、不自然地嫁接在一起，从而断送了你”“如果你早些得到强过于我的爱，这件邪恶就不会发生了。”为此他保证不会对海丝特寻求报复，可是海丝特还是受到了社会严厉的惩罚。而齐灵渥斯要求海丝特为他的身份——海丝特的丈夫而保密，“因为我不愿意一个不忠实的女人给丈夫带来玷辱。”父权社会，出轨的女人所背负的耻辱，被无限地扩大化，并扩大分配到跟她亲近的人身上。当然，即使齐灵渥斯公开他的身份，他也是被社会和公众舆论所同情的对象，只是他认为他男人的尊严被女人的耻辱给玷污了，出轨的海丝特被物化，成了耻辱的代名词，尤其是她丈夫的耻辱。对齐灵渥斯而言，耻辱还在于，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占有了，掠夺了，在无形的竞争中他是个失败者的角色，所以他要谋求报复，以他的方式，竭尽所能，以致复仇成了他活着的唯一目标。就丁梅斯代尔而言，他作为一个布道者，清教文化的传播者，一个人类灵魂的安抚者，他圣洁、光辉，纯而又纯的形象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和迷恋。而内在的，他又是海丝特的通奸者，是隐形红字的佩带者。无疑，这一形象本身就是对清教文化的解构，对压抑人性的清教的反讽。作品中一直贯穿着牧师灵与肉的冲突，他忏悔，自责以至夜游到当年海丝特示众的邢台上进行赎罪的表演，可是当这个可怜的朝圣者决计要跟海丝特一起出走时，他的欣喜溢于言表，“这种振奋人心的决定对于一个刚刚逃脱自己心灵禁锢的囚犯来说，有如踏上一片未受基督教化的、尚无法律管理的荒土，让他呼吸到那旷野的自由空气”，他的精神一下子升腾起来。如此一个深具宗教气质的人，不知不觉中竟质疑了他一直笃信的宗教，当时清教对人性的束缚由此可见一斑。珠儿作为活的红字，与她母亲胸前的红字交相辉映。这个私生的小精灵，既是罪孽的产物，又是爱情的结晶。她的母亲总是怀着一种病态的动机，殚精竭虑地装扮她的衣裙。她光鲜亮丽，野性十足，充满着超自然的活力，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优雅。在她的气质中，“根本没有法律，没有对权威的尊重”，“只有把法律破坏得支离破碎的自由”。这是唯一一个不受社会、清教文化束缚的形象，她母亲的罪孽，使她得以远离社会的包裹。她是浑然天成的精灵，是她母亲怀着保护女性幼芽和蓓蕾的心情，精心扶育和培养的结果。文中颇让人感兴趣的是珠儿对红字的态度，从她降生那一刻起就与红字并存了，她时不时地盯着海丝特胸前的红字，还冷不丁地用手指去触摸，甚至用带刺的牛蒡把红字描画出来。她的态度以及她本身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她母亲的痛楚。当海丝特在林中把红字扔掉时，珠儿的反应尤其强烈，又拧眉又跺脚，小小的身体弄得七扭八歪。其实珠儿是作品中唯一一个肯定红字的角色，尽管海丝特的意识中并不认同自己是犯罪了，可是红字身上寄寓的的社会文化寓意及其彰显的耻辱，却是海丝特所不愿背负的。对珠儿来说，对红字的认可就是对她本身的认可，她认同红字的合法性就等于表明了自己的合法性。在她看来，原罪不是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干嘛不戴呢，妈妈？”“等我长大成人，难道她不会自然就来了吗？”作品通过一个丝毫未经社会文化熏染的的孩子，宣告了一个被扭曲的真理。二、怀疑：悲剧不可逆转，希望渺茫尽管作品中的人物具有明显的反抗的意识，字里行间也透露着作者明显的认同感。可就人物的命运来说，作者表现的态度是妥协的，消极的，无可奈何的。海丝特的反抗、觉醒是以她的孤苦为代价的，尽管她以她赎罪的苦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红字的寓意看起来也似有所改变，成了“能干”（Able）、“天使”（Angle）的代名词，可是海丝特以她的一生为代价，始终没有追寻到幸福。从出逃失败，到丁梅斯代尔因死而解脱，她的人生就被介定为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在示众的刑台上，海丝特独自一人承担着人类的耻辱，一开始她便被丁梅斯代尔抛弃了，之后，丁梅斯代尔一直在上帝和海丝特之间犹疑着，冲突着，就在他选择了海丝特要出逃之前，他的脚先迈向了上帝。“法律，我们破坏了，这里的罪孽如此可怕地揭示了！”“我怕！我怕啊！或许是，我们曾一度忘却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曾一度冒犯了各自灵魂的尊严，因此我们希望今后能够重逢，在永恒和纯洁中结为一体，恐怕是徒劳的了。”海丝特最终还是被抛弃了，即使她为了心中那份爱多年后又回到这块土地，她的墓地跟丁梅斯代尔的墓地之间仍留着一处空地，“他们的骨殖无权相混。”红字最后变成了“一种引人哀伤，令人望而生畏又起敬的标志。”是丁梅斯代尔的死，是海丝特的孤苦、殉道般的人生，令人哀伤，令人起敬，又令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