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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从一问世，诋毁之言就足以与溢美之词打个平手。有文章批评小说“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也有人盛赞简·爱是一个“新的罗马女战神”。这只是争端的开始，在百余年对之经典化的历史流程中，褒贬不一的批评声浪冲击出一个聚讼不休的话语场。特别是当阶级、种族的思考维度契入到日益激进的女性主义视角之后，在女性主义内部，对《简·爱》的评价反差也进一步扩大了：简·爱不再仅被看作追求独立、平等、反抗的女性主义先驱，也被看作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附庸，甚至在斯皮瓦克这样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者看来，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也在深层参与了简·爱的身份意识建构"J。这使得重读《简·爱》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况味：它既促使我们历史的重新认识《简·爱》的女性意识的复杂性，探寻这种复杂性的生成机制；也促使我们思考不同的认识与中国的文化语境的内在关联。
斯皮瓦克对《简·爱》作的是一种有趣的政治性阅读。一开始，她就力图跳出“宗主国语境的孤立主义角度”，因为这种阅渎方式解读出的无非是一部“好斗的女性主义的心理传记”，这在百余年的《简·爱》批评史上已经屡见不鲜，的确使人“昏昏欲睡”。‘31更重要的是，传统女性主义的普遍主义立场已在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广受质疑。
她要凑出的恰恰是“对历史上帝国主义叙事的愤怒”。
之所以能够如此，批评者的第三世界文化背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她“熟悉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的寡妇应当牺牲的法律知识”，而这正是宗主国的读者所缺乏的。这样，阅读者的背景语境的切换产生了新颖的阅读视角，并使她的阅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互文性——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洞察力将《简·爱》、《藻海无边》和《弗兰肯斯坦>三个女性文本联系了起来。通过对比阅读，她发现，《简·爱》的叙事进展的动力不是别的，而是“帝国主义公理性的意识形态”；伯莎·梅森不是精神分析学视野中的简·爱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层面，而是一个“自我牺牲的好妻子的代表”。
最终，她表明了自己的阅读目的：“期望引起第一世界读者的注意”。我们有趣的发现，在经历了最初的游离后，视角又回到了“宗主国语境”。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孤立主义”的，因为出现了。第三世界语境”——具体地说是作为
殖民地的印度语境，并且为“第一世界读者”“扩大了阅读的政治疆界”。通过斯皮瓦克的阅读，我们发现，文化语境对文本阅读的作用有时候是决定性的，当读者意识到文化语境的异质

文本阅读视角的差异性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像斯皮瓦克这样的印度女性后殖民知识分子将伯莎,梅森看作“一个自我牺牲的好妻子的代表”，是因为相似的被殖民种族的血统使她们产生了认同，她由此得以将自己在印度殖民地的文化经验置换在伯莎身上，将其视为印度殉葬妇女
的隐蔽的讽喻。归根结底，斯皮瓦克对“帝国主义叙事的愤怒”源于她对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寡妇殉葬制度这一历史创痛的真切记忆。
百余年的批评史已然揭示出简·爱体现的女性意识并不是毅然决然的反叛，而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探寻主人公女性意识复杂性的生成机制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在小说文本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不容忽略的。一是小说的罗曼司式的叙述策略；一是主人公在情爱纠葛中呈现的的身份意识。
莉莲·法伦认为：“所有的罗曼司提供了女性的爱、情感和信奉的文化领域的模式，而这些领域在主流小说(ma—instream fiction)中很少得到揭示，对于这种遭到忽视的样式的系统分析，会提供关于我们的文化中的妇女体验的有价值的材料’’0[41早期的罗曼司脱胎于骑士文学，是崇高典雅的男士风范展现自身的绝佳舞台。不同于传统的罗曼司，夏洛蒂把主人公换戍女性，以女性的行动、紧张、渴望引领罗曼司情节的演进，使男性传统被想象性的替代，微妙地将其改造成为一种女性写作的适当形式。她可以借此修正、解构和重建从男性文学传统中对妇女的认识，描绘女性心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生活。
罗曼司的叙述方式突出体现在她竟然意外地继承了一大笔海外遗产上。这一点对小说提出的问题——平等的相爱——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的解决方案。罗曼司的结局是夏洛蒂有爱情的婚姻问题的想象性解答。与当代的女性主义锋芒直指整个男权意识形态相比，夏洛蒂选择了一个个体性的解决方案：取消作为个体的男性行使霸权的能力，剥离男性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必然联系。
但是这种叙述模式使得男性社会的立场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比如传统的罗曼司更称道女性回到“家庭”，作父权制家庭的“安琪儿”而不是干预社会的急先锋。而简自从接受一笔海外遗产后，果然不再工作，因为简·罗切斯特觉得“我的时间与精力给了另一个人——我的丈夫全部都需要它”。¨。从此相夫持家，与世无争。虽然简的回归不是一种小鸟依人似的归附，而是一种天使降临般的拯救。但这种罗曼司的处理的确存在诱使妇女沉溺于主观情感的危险，使她们忘却现实的苦难，抛弃改造社会的斗争精神，继续扮演男权传统要她们扮演的性别角色。难怪一些女性主义者批评它是～种庸俗的浪漫主义。
罗曼司当然少不了爱情，但是爱情并没有使简忘乎所以。简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家庭女教师(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妇女的唯一的职业)，而且是长相平庸的家庭女教师。即使在她意识到爱情的激流将要冲
决心灵的堤防时，她电能反复告诫自己：你同桑菲尔德的主人无关，无非是拿了他的工资，去教她的被保护人而已，你感激他体面友好的款待。不过你尽了职，得到这样的款待是理所应当的。这是你与他之间他唯一严肃承认的关系。所以不要把你的柔情、你的狂喜、你的痛苦等等系在他身上。他不属于你的阶层。记住你自己
的社会地位吧，这份执著的身份意识凝聚成一种悖论性的情感态度：无财又无色使简感到自卑，这自卑隐含着对逾越既定的等级秩序的后果的惶惑。但外部的压抑性事实(从童年的遭遇到成年的清寒)和内在的压抑性体验激起自我保护式的自傲：它表现为小说中门第、财富、美貌与灵魂、品性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在简的爱情历程中，她始终处于与上流社会女性的对比中。疯女人伯莎·梅森富有而艳丽，但荒淫而疯狂，衬托出简·爱的安详与稳重；英格拉姆小姐美貌而且不失聪明，但自私、冷酷，相反简却可爱而脱俗；就连美丽的
罗莎蒙德小姐虽然人品也不坏，但似乎也缺乏更智慧的“头脑”，而这一点在简和圣·约翰的妹妹们身上都已具备。这样，相貌的平庸与财富的匮乏成了纯真爱情的试金石。乎府的容貌抗拒了菲勒斯中心对女性形体肉欲的迷醉，贫穷消除了父权制对财富的攫取欲。作者着意宣扬的品性与灵魂之美由此更显圣洁而尊贵，担保了这份精神之爱的纯粹性。
复杂的心理机制造成了主体叙述视角上的焦点与盲区：一方面，从客厅角落里投出的冷冷眼光对上层贵族的矫揉造作、虚伪平庸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客厅之外下层仆役的生活也随之失落在叙述视野之外。在这样的叙述视野
中，贵妇们像小丑一样表演，而与简同样受到压抑、甚至所受压抑更深的人们也只能像黑影一样的游动。这些人比简地位更低，虽然与她朝夕相处，但他／她们的情感、烦恼、痛苦和感受的生活压力从没有进入小说的叙述视野，就连简在慈善小学教书时，对那些农家子女也有着抑制不住的厌烦、反感和鄙视，只有把f也／她们改造得和她一样时，她才稍感欣慰。
这一叙述视角是反抗与压抑两种经验复合的产物。对于主体感受到的压抑，它表现为反抗；对于主体无意识施与的压抑，它表现为忽略。而使她秉有这种叙述视角和情感态度的，恰恰是对父权制的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给定的等级秩序的体认。她的反叛、她的顺从都与这种身份意识密切相关，甚至是两者经常同时发生。它说明在男权社会中，历史的女性意识只能是不同程度的压抑与反抗的结构性并存。

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斯皮瓦克的阅读只能作为一种知识，而不能作为一种体验直接植入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然而，她的阅读揭示了文本生产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制，促使我们看到小说主人公女性意识的复杂性。她的阅读也消解了阅读的普遍主义立场，促使我们反思自身的文化语境，调整自己的评价立场，探讨《简·爱》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意义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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