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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20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夏洛特·勃朗特的经典之作《简爱》作为当代世界文坛女权主义的杰出代表，它的贡献在于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实验和亲身体验对艺术本质中女性内心世界的揭示和对后现代文论发展的预设，因此小说《简爱》具有透视性超越传统话语权力束缚的特征。本文通过对《简爱》中女权主义的再阐释来探讨其“透视”，“角度”，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话语权力的再分配”之维，旨在剖析夏洛特·勃朗特小说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后现代审美情结。

　　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经典之作，它以开放式的结构讲述了英国贵族出身的罗切斯特和家庭女教师简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部小说中，简拒绝扮演维多利亚时代这一父权社会为女性指定的传统角色，超越了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狭隘性别话语的束缚，宣布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琳达·诺克林，2005)。如同人们对作家众说纷纭一样，多年来《简爱》的研究也从传记、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社会学、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神话原型批评等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作品的“复杂与模糊”，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批评视野和不同的解读方式。近几年，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场角度对《简爱》的解读，彻底解构了传统定论。然而，无论对它质疑还是肯定，独立、倔强可以说是主人公性格的基石，《简爱》的反传统性是人们所共识的。
　　
　　一、透视作者：“有权利讲述自己”
　　
　　夏洛特·勃朗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女小说家，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也是文坛颇具争议的人物。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在其传记《夏洛特·勃朗特的一生》中把夏洛特描写成诚恳善良独立的完美女子，她的作品也多半是对自身经历的表述；然而随着人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对夏洛特的认识和评价也莫衷一是。2005年英国《卫报》发表署名文章并且援引了大量当时的原始资料，称夏洛特是一个有着强烈性欲渴望名利的人，文章还认为盖斯凯尔夫人的传记长篡改了主人公的性格和生活，对读者产生了误导作用。也许正是夏洛特有着人们阐释不尽的复杂性，才是她享誉文坛的魅力所在(楮蓓娟，2006)。从本体论的层面看，《简爱》是对作家自身处境和写作本质的讽喻。“现在在哪里?谁在说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小说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些看似简单但却耐人寻味的哲学问题。如果说从哲学的角度，这些问题是对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本质的拷问，那么，从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它们则是对叙述者或存在者存在问题的探究。《简爱》一书开篇就叙述了主人公简在里德家的生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然后就发出夏洛特式的疑问：“贝茜说我干什么了?”夏洛特似乎在警示我们：究竟是作者本人，还是叙述者，还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说话，其实是难以分辨的，因为叙述声音是含糊不清的，即便是在现实主义大师像夏洛特这样感情细密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同如此理。由此，“不是作者，而是语言在说话(盛宁，1997)。”
　　小说的创作是使写作本身从表达意义的维度中解脱出来，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而只指涉自身。写作犹如一场游戏，在不断超越自身规则和违反其界限中展示其自身。写作的宗旨，只是创造一个可供写作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作者必须在写作的游戏中充当一个角色(王雅华，No.3，2006《外国文学评论》)。在夏洛特看来谁在说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是否有权利说话，在何种场合、以何种方式说话。小说中“我”的声音只不过是代表小说中所有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声音，它就是作者、叙述者和小说人物声音的汇合。虽然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代表他人格的某个方面，但每个人又不同于自己，因而也没有一个能真正解释“我”的身份。所以这一次作者决定不再讲述他人只讲述自己：
　　“我一路反抗着，这在我是第一次，贝茜和阿博特对我也更加厌恶了。我确实有点不像我自己了，就像法国人说的——失常了。我意识到，一时的反抗，让我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惩罚；而我，也像所有反抗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暗下决心要誓死反抗了”。
　　叙述者“我”渴望讲述自己，这是她的权利。为了履行说话的义务，以实现为自己命名的目的，叙述者“我”不得不为自己创造一系列新的替身，因为她只有通过别人的声音和语言才能达到讲述她自己的目的。“成为自己”，这不仅是难以命名者所要完成的使命，其实也是所有作家和思想家的永恒追求。19世纪的伟大哲学家尼采就曾发出这样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的。”但“成为自己”又谈何容易。福柯曾经以尼采的这句名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他却发现每一次“成为自己”都是又一次“摆脱自己”(J.希利斯·米勒，2003)。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那么，叙述者“我”有权利讲述自己，以便成为自己，正是如此，在桑菲尔德庄园简再次发出了不平的呼声：“谁也不知道，除了政治叛变还有多少其他的反叛发生在芸芸众生之中。”而夏洛特对小说结局的安排也充满了隐喻，简既是双目失明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拥有对庄园的支配权。至此简爱成功地完成了对桑菲尔德庄园既有秩序的颠覆。夏洛特对父权制家庭反抗的主题昭然若揭，正是这些使她成为19世纪最具反抗性、自我意识最为强烈的女作家(楮蓓娟，2006)。
　　
　　二、角度：语言的牢笼、叙事的迷宫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语言究竟是什么?《简爱》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现代词语的里程碑，它讽喻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语言表征”的本质。如阿弗雷兹所定论的，在《简爱》中，“唯一的主题就是词语本身和难以忍耐的权利对使用词语的需求”(A.Alveraz，BeckeR，Glasgow，1978)。夏洛特一向被看作是爱玩弄文字游戏的作家，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似乎并不是作者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语言自身在游戏。所以叙述者“我”探究自我的活动其实就是对语言意义要表述男女平等这一欲望自身的拷问(申丹，2002)。《简爱》中的“我”用文字构建了一个叙事迷宫，但作者本人也被这座错综复杂的叙事迷宫所吸引。然而，夏洛特凭借自己的智慧打造出翅膀，最终飞出父权制家庭的牢笼，并重新获得了自由。而《简爱》中的我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语言的束缚，因为“她不可能逃避，她只能面对，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并且所有类似的逃避都只能使她更深地陷入语言的牢笼(RochC.Smith，1978)”简·爱是个追求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妇女形象。她出身低微，长相平平。小说中的简·爱一如作家本人：一方面诚恳、善良、独立、渴望自由；另一方面要强、刻薄、占有欲、反叛性、颠覆性等破坏性格隐藏其下。这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复杂、自我意识异常强烈的主人公。小说一开始并没有摆脱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叙述模式：“灰姑娘模式”——一名卑微的家庭教师(当时被人称为上等仆人)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女性，希望嫁给一位有全权有势的庄园主。疯妻子出现后，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简为了维护爱情的合法性，毅然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和罗切斯特，最后在庄园被毁，疯妻子自焚、罗切斯特双目失明时重又回到罗切斯特的身边，取得合法妻子权利和人格的独立(楮蓓娟，2006)。这两种叙述模式似乎暗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揭示了传统文学和后现代文本的本质区别，前者暗示了唯一意义的确定，后者则隐喻了意义之永无穷尽(王雅华，2006)。
　　既然叙述迷宫是由语言编织而成，那么，唯有语言才能使它走出迷宫。所以语言既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又是目的，既是艺术创作的材料又是作品本身，因为“女人生存的权利同样无法达到沉默”。这样一来，夏洛特以女性叙述者身份虚构了“疯女人”的形象，可以说它既来自简·爱内心世界的呐喊，也是来自作家本人内心深处的呐喊。众多的中外文论家都把“疯女人”诠释成是简·爱最隐蔽的内心世界，是简·爱心灵中隐蔽、愤怒、疯狂的一面，她们都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热恋中的简·爱“没法把情人的罗切斯特和庄园主的罗切斯特剥离开来，疯女人的一把无情之火却做到了”。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疯女人”的形象实际上是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它储存的信息是由多层次含义构成的。我们还可以把疯女人看作是一个窗口，借此窥探作家执笔构思时的心态。作家没有勇气在现实中冲破男权世界的女性观，于是试图通过“疯女人”的虚构来打破“灰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