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文革”期间旧有的文学作品已经无法满足读者的品味和需求,而新的文学风气还没有形成,文学领域出现了真空。从这时起,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些古典外国文学名著被重印。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几家外国文学期刊陆续复刊或创刊,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使他们有可能通过外国文学作品,从世界的普遍经验中来理解自己的处境、感受当时的境况。

在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之前有一两年酝酿时间,这期间外国文学作品占据了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中心地位。外国文学,特别是英美文学的译介,对于新时期新文学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文学新旧风气的嬗变。笔者对我国三家外国文学期刊——— 《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从创刊到2008年9月以前所刊行的内容进行考察,对其出现的时代背景、译介重点和内容、各自特点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大致梳理出新时期中国大陆通过期刊对英美文学的译介情况。

一

陈思和下面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文革”结束之后的转折时期外国文学期刊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使命的原因:

大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凡一时代的文学风气发生新旧嬗变之际,首先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往往是一两家期刊。究其原因,不外是领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以单个的声音呼吁社会毕竟微弱,非黄钟大吕不足以惊醒被传统观念麻痹的心灵;而知识分子的高头讲章在这种社会心理普遍浮躁的情况下不仅难以产生,也难有被普遍接受的条件。

在这种状况下,惟期刊杂志以周期的快与相对的持续性、思想的新与阵容的相对集中性,以及信息的多并能容纳一定的学术深度,成为得天独厚的时代骄子。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与思想启蒙的关系、20年代《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杂志与新文学创作的关系, 30年代《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50年代香港的《文艺新潮》和台湾的《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等杂志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直接推动港台文学的发展之关系,等等,都可以看到这种期刊杂志对文学史的作用。若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文革”后中国文学发展与期刊的关系,我觉得其关系最大、影响最重要的,倒不是当时那些质量平平的文学期刊,而是有关外国现代文学观念引进和介绍的刊物。(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157)。

“文革”十年期间,由于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盛行,外国文学被当成“封、资、修和名、洋、古的产物,外国文学实际上成为禁区,出版社不出版、书店不出售、图书馆不借阅外国文学作品,甚至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都成为罪行”。(戈宝权,1980)当时可以见到的外国文学作品除了一些内部发行的白皮书之外,就只有《摘译》和反映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南方来信》,外国文学几乎被赶尽杀绝。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之后,面对“文革”灾难造成的书荒局面,出版事业开始恢复建设。为了应急,全国各地普遍重印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出售,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包括《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等在内的外国文学名著尤其受到读者的喜爱。但是这些重印的外国古典名著还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况且它们反映的大多是历史上的生活波澜,与现实有着一定的距离。广大读者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之后,迫切需要读到新的文学作品,借此了解当代国际形势和其他国家的生活现状和文学水平。面对这样的需求,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单位和出版社审时度势,决定突破陈规,以期刊的形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因为期刊比出版新书要快捷得多。就这样,几家外国文学期刊先后与读者见面。《世界文学》于1977年开始复刊,《外国文艺》于1978年6月创刊, 1979年年底第1期《译林》也与读者见了面,这标志着我国译介外国文学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而,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并不一帆风顺的,不仅遇到了各种物质上的困难,还经历了思想解放过程中的各种曲折和波澜。《世界文学》是“文革”之前我国唯一一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刊物, 1953年7月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创办,刊物当时定名为《译文》,是月刊, 1959年改名为《世界文学》。1964年改由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

“文革”期间一度停办。1977年恢复出版,先试刊并内部发行一年。笔者浏览了《世界文学》内部发行期间的总目录,发现其间发表的一些评论性文章带有明显的“文革”遗风,所谓的文学评论带有浓厚的政治批判色彩,作者的批评基调中意识形态着色强烈,文章题目中常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鲁迅等人的名字,从政治立场为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进行合法化的论证,如《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努力做好外国文学工作》、《向鲁迅学习》、《学习鲁迅翻译工作中的革命精神》、《谈谈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史上一些现象的论述》、《列宁论托尔斯泰》、《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从复辟小说〈飘〉看复辟狂江青》、《〈基度山恩仇记〉与江青》、《在批修的幌子下》、《文艺黑线专政论与〈走出“彼得堡!”〉》、《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破产》、《反动文艺史观的标本——— “空白”论》等等。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铺垫和过渡,因为思想解放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读者的热情很高,原定试刊几期内部发行的《世界文学》迅速结束了试刊期,推出了正式的复刊号,并公开发行。

正式复刊之后的《世界文学》中的“评论”一栏中,除了冯至在正式复刊第1期上发表的发刊词“拨乱反正,开展外国文学工作”之外,其余都是纯粹的学术评论文章。时隔一年,“文革”期间流行的文攻遗风已经荡然无存,《世界文学》一贯的选材倾向得以体现,从频频出现的“康拉德、海明威、霍桑、索尔·贝娄、罗摩衍那、荒诞派戏剧、美国现代诗、卡夫卡、结构主义”等名词和术语中,我们不难窥见一斑。

笔者对《世界文学》试刊期间(1977—1978)和正式复刊后(1978—1979)所刊载的小说情况进行了对照研究。试刊期间该刊一共刊登翻译小说38篇,其中英国小说2篇、美国小说2篇,合起来占所有翻译小说的10.5%。根据笔者的统计,译自朝鲜、印度、巴勒斯坦、巴西、法国等国的小说都达到了3篇,高出英、美小说的比例,但这已经是不小的突破了,因为“文革”以来,英美文学作品一直是遭到禁绝的。正式复刊以后的《世界文学》在1978年至1979年之间共刊印翻译小说41篇,其中英国小说6篇,包括华·斯各特的《流浪汉威利的故事》、毛姆的短篇小说4篇、康拉德的《罗曼亲王》;美国小说7篇,包括辛格的短篇小说3篇、欧茨的短篇小说2篇以及冯尼格和贝娄的小说各篇。英美小说合计占所有翻译小说的32%。

在这两个时期,《世界文学》“世界文艺动态”栏目的变化也反映出该刊译介重点的改变。试刊期间,该栏目主要介绍社会主义阵营盟友,第三世界国家如朝鲜、泰国、缅甸、印度、越南、叙利亚、埃及、伊拉克、贝鲁特、黎巴嫩、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的文学动向。对于日本文学,主要关注的是所谓“进步”作家的作品,如一条动态报道的是日本《人民新报》推荐的小说《大罢工》。正式复刊后,“世界文艺动态”栏目反映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希腊和美国、加拿大等国文学动态的报道比重明显加大。

从《世界文学》的试刊和复刊后的情况对比可以看出,时隔一年,我国在思想解放方面已经迈出很大的一步,介绍外国文学的窗口已经开得更大,可以说外国文学译介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外国文艺》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刊物,于1978年6月创刊。这时外国文学界已经有了较为宽松的气氛。创刊号中,在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做好现代外国文艺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