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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为原则确定准据法，这就使得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有了灵活性和变通性。在现阶段，“当事人的意图”和“最密切联系”是用以确定 “适当性”的两个标准。毫无疑问，随着“情势变迁”，应社会和经济现实的要求，根据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特殊性的需要，也由于人们认识的深化和价值观念的改变，还会提出新的标准，以满足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对“适当性”的要求，并使适当法理论的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所以，适当法不是一个僵化的公式，而是一个面向实际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决定它势必有着辽远的前景。适当法理论当然还不够完善。例如，在以“适当”为原则确定准据法时，总是难免受到法官个人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当事人默示的意图”和“最密切联系地”往往是由法官来最后定夺，这无疑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给法官假借“适当”之名而推行主观意志提供了条件，以致违背了“适当法”之宗旨；再如，即使对一个客观公正的法官而言，确定“最密切联系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里，到底是以“量”为准呢？还是以“质”为准呢？是以原告一方为准呢？还是以被告一方为准呢？除了与案件和当事人相联系的因素外，还有无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如国家政策、政府利益）？还有，如何在各个领域中正确地处理适当法原则与传统冲突规则的关系，使它们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过程中能够相辅相成，各得其所，在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形成一种理想的平衡，从而达到最佳效果？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适当法理论提倡依据涉外民事关系的实际情况确定应予适用的法律，在尊重传统规范的前提下，追求冲突法的现代化，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确定准据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新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冲突法立法和冲突法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启迪，其意义远远超过“适当法理论”的内容本身。注： (1)转引自李浩培：《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见华东政法学院国际私法教研室主编《国际私法讲稿》（下）第6页。 (2)(12)(23)(36)(37)Cheshire and Nort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0th. ed. P.35, P.198,P. 195-196,P.24,P.197。 (3)(7)(8)(10)(33)(34)莫里斯著《法律冲突法》（中译本）第268页，第273页，第273-274页，第276页，第273-274页，第317页。 (4)(5)(6)(9)(11)(13)(27)(35)Clive M. Schmitthoff's Select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 565,P.565,P.566,P.569,P.566,P.566,p.560,P.P.571-572。 (14)转引自张明杰：《评英国的合同自体法理论》见《法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71页。 (15)(21)(22)(29)李双元著：《国际私法（冲突法篇）》第352页，第344页，第345页，第345页注(2)。 (16)Clive M. Schmitthoff The English Conflict of Laws 3rd . ed. P. 109。 (17)(18)(25)(31)Dicey and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1th. ed. p. p. 1161-1162,p.1162,P.P.1161-1162,P.1164。 (19)J. H. C. Morris The Proper Law of a Tort,64Harvard Law Review(1951)。 (20)《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058页。 (24)刘铁铮著《国际私法论丛》第84页注（102） (26)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中译本）第748页。 (28)(30)周海荣：《论当今国际私法的若干新动向》见《中国法学》1988年第4期，第122页，第122页。 (32)马汉宝《国际私法上“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晚近之理论与实践》注（103）见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国际私法论文选辑（下）》第705-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