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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ck）和夏明方。他们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评论。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译，谨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谢。译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阅，基本准确。 [1]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 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4.为节约篇幅，以下凡引彭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2] 埃里克·琼斯(E. Jones, Agriculture 1700---780. In F. Roderick, 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66—86)、罗伯特·艾伦(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oderick,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ro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东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y, xv :4 (Spring 1985); 683—728)均已指出，有关18世纪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数据非常少。大多数关于“英国”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兰的数据。这里我也按照他们的做法而不试图对英国与英格兰做过分明确的区分。 [3] 据琼斯估计，大约仅占食品消费总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页）。 [4] 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页。 [5] Allen 前引文，pp. 102,104, 107。当然，艾伦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了两次农业革命：17世纪的“自耕农革命”和18世纪的“地主革命”（R.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2）。 [6] Wrigley前引文，第728页，注38。 [7]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简称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P.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1页。 [8] Wrigley 前引文，第726页。 [9] Allen 前引书（1992年），第111页；M.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gnland : The T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0] 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页。 [11] Jones前引文，第73页。 [12] 此外，芜菁也有抑制清除杂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书，第3页)。Overton在同书第118页提供了诺福克体系整体效果的定量表述。 [13] Overton前引书，第116——117页。 [14] 这些数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及无锡县与江阴县，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兴与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这中间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论述的中心。这里给出的数据采自Huang,Yangzi Delta 附录部分，表B.1，第341——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39——340页。英国人口数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页。“农业用地”数据指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页。 [15] Li Bozhong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简称Jiangn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pp.39——40，50；参较第6、15页。 [16] （清）姜皋：《浦泖农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页（上、下）；陈恒力、王达编《补农书校释》（即《沈氏农书》（无出版日期），以及张履祥的《补〈沈氏农书〉》），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5页；0.9%的数据来自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an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页。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为常用。 [17] 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P.12. [18]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姜皋前引书。 [19]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20] J.Drummond , A.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206——210。 [21] P.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an (以下简称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别是第148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53页。 [22] 参见如姜皋前引书，第7页（上、下）。 [23] 感谢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兰的这一错误。 [24]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的程度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5] 同李伯重上引文；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 , pp. 130——132；黄宗智《长江》第133——134页。为了论证长江三角洲地区较早的发展以及“肥料革命”，李伯重改变了以前的结论。他引用包世臣观察到的每年有“千余万石”“豆麦”从东北运往上海，并主张这一数字采用的是东北的计量单位（关东）石，等于通用（江南）的2.5市石（Li Bozhong ,Jiangnan, p. 114, p. 209n. 35,引自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5、657页）。因此，他提出18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运往上海的“麦豆”实际应为2500万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估计很可能有2000万石左右的大豆留在江南使用，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输入的大豆的豆饼全部投入到水稻生产中的话，每年2000万石的豆饼将可以使水稻总产增加4000万石，亦即每亩产出增加1石。此处有一系列很成问题的跳跃性分析。首先，包世臣“千余万石”多半不是关东石。李伯重所借助的吴承明本人在同一观察基础上计量国内长途贸易时就视之为通用的市石（吴承明编前引书，第273页）。其次，该数据并非只指大豆，而是“豆麦”，而其中的大豆多半有相当部分用于制造豆腐和酱油而非豆油与豆饼肥料。第三，即使我们权且接受李的主张，即所有大豆都被用作榨油而出产豆饼，也不能认为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豆饼被用作了肥料。正如李自己说：豆饼大部分是用作猪饲料（从而只是间接成为猪粪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