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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与工业发展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农业体系的差异对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意味着什么？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史凸显出内卷化农业的两大主要涵义：家庭农场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的抵制，以及类似的家庭农场的手工业生产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的抵制。

（一）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的抵制

我们知道，内卷体系的一个后果就是排挤掉畜牧业，从而也消除了单位劳动上更多的畜力畜肥形式资本的投入。内卷农业可以造成这样的境况，即人力的使用变得比耕畜更经济，以至于畜力使用的目的不是节省人力劳动，而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无论是因为生产周期中的工作强度，还是由于时间紧迫所致。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农业只能一步步走上劳动密集化和内卷的道路，而不存在走向节约劳动的资本化道路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哪条道路更为可能，哪条道路更为艰难。在劳力如此廉价以至可取代资本以减少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的激励何在？

近年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有具启示性。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现代机械化革命（主要是拖拉机的使用）以及化学革命带来的化肥使用降临到长江三角洲农业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仍旧沿袭着劳动密集化的内卷的道路而没有出现相反的情形。60年代中期拖拉机引入长江三角洲，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在第一茬“早稻”后再种第二茬“晚稻”，发展更趋内卷的三熟制（水稻——水稻——小麦）。拖拉机之所以带来这一变化，是因为它使在收获早稻与栽插晚稻间的短短数天内完成犁地工作成为可能。正如农民不假思索就指出的，二茬水稻的增加要求相当于头茬种植所需的劳动投入（以及肥料投入），但二茬作物的产出却有减少。结果，现代农业革命带来收成三倍的增长，伴随的却是劳动投入成四倍的增加。后者系农业人口翻了一番以及对妇女从事农业劳动的充分动员——从占农活的15%增加到35%——40%，加之年劳动日数量的增加所致——据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就中国整体的估计，从1957年的161天增加到1976——1979年的262天。结果，即使在长江三角洲这个中国的最“发达”地区，农村单位劳动日收入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 时至今日，农业收入低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小家庭农场对大规模（资本主义）耕作的排斥。家庭是最能适合内卷经济的生产单位，事实上是其中枢所在。妇女、儿童和老人可以被吸纳到那些劳动力市场中男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当中。再以家庭布匹生产单位为例：纺纱的报酬仅为种田所得的1/3到1/2，因而是成年男性工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家庭生产单位可以通过家庭成员机会成本很低的辅助劳动来吸纳此类“副业”。这一事实，实际上使得它比使用雇工的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大“资本主义”农场——劳动成本较高——更具竞争力。由于运作成本较低，家庭农场事实上得以维持比资本主义农场更高的地租，亦即因此更高的地价，从而挤除了后者。结果自17世纪以后，明代早期曾经存在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在长江三角洲消失殆尽。[2]

小家庭农场的盛行排除了引入诸如18世纪的英国农业那样的规模效益的可能性。农作物生产以及农村手工业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及个体农户维系在一起，而单位劳动的畜肥畜力投入被降低到最低水平。这与英国拓展了的圈地农场以及农牧业的结合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而彭慕兰却对此熟视无睹。

这并非说诸如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农业体系就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的前现代农业劳动密集度同样很高，但整个18世纪那里基本没有出现人口增长，这与中国增加不止一倍的人口大相径庭。[3] 而且，20世纪上半期那里的现代农业机械与化学革命是在农业劳动人数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的。[4] 结果农场劳动生产率通过增进单位劳动的资本化而得到大幅度提高，随之农业收入水平也得到改善。

在目睹了现代农业革命的成果大都被人口增长所“吞噬”之后，今日中国必须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农村走出的一条特色道路就是“农村工业化”，即是以村庄和城镇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的广泛发展，它最初始于一种废品旧货工业和对城市货物的劳动密集加工，但经过20年的发展也有了推进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从1978年到1997的20年间，这场农村“集体”部门的工业化保持了19.3%的年平均增长率，最后其生产总值超越了强大的国有工业20%。[5]

在这一过程中，被“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总数达到1.29亿之多。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改变中国总的农业就业实质上的低水平，因为这一时期劳动力总数的增加超过了非农就业的人数。直至1991年，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持续增长，从农村工业迅速扩展前夕的1978年时的2.85亿，增加到最高峰3.42亿。只是到1991年以后才停止上升，1994年以来浮动在3.2亿左右。[6]

结果，尽管农村工业化在东南沿海等最发达地区导致了明显的“去内卷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大多数其他地区仍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摆脱内卷的途径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农村工业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国人口总数长期趋势的遏止与扭转（通过前2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尽管在农村由于儿子养老问题而进行了必要妥协）相呼应，理应带来农村经济的“去内卷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

（二）对节约劳动的农场工业资本化的抵制

从农村手工业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逻辑，即内卷对资本化的抵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徐新吾的有关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涵义。在多个研究小组和几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之上，他出版的资料集以及对江南土布业的系统分析被公认为目前最为权威的。[8] 徐表明，三个锭子的脚踏纺车在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就已经出现。这种技术先进的纺车，其工作效率是单锭纺车的两倍。然而，它并未在长江三角洲真正流行开来，甚至直到20世纪初期，它也只是局限在三角洲最东端的几个县（清松江府东部棉花种植最集中的地区，而没有在该府的西部，或者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府，也没有在太仓州）投入使用。[9] 道理仍然很简单：便宜的家庭辅助劳动投入此类副业，使得装置价格较高的多锭纺车不划算。三锭纺车必须基本由壮年人操作，而单锭纺车则可以由老人孩子来操作。这样一来，继续在两台单锭纺车上使用两人纺纱，比购置一台三锭纺车并只能交由一个人操作要更加经济。因此，三锭纺车只局限在三角洲部分地区使用。

然而，彭慕兰又一次完全无视徐新吾的研究所展示的这些基本事实。于是，他设想，成年纺纱女工全都使用三锭纺车，只有那引起无力操作脚踏轮的“非常幼小的女孩”才使用单锭纺车。以此为基础，他选取三锭纺车和单锭纺车产纱量的中间值而得出了他认为的平均日产出，一举把18世纪纺纱工的一般产出夸大了50%，尽管徐新吾已经表明在长江三角洲三锭纺车的使用非常有限。这是彭慕兰对布匹生产中相对于纺纱的织布所花费时间以及商品纱流通程度的误解以外所犯的另一错误。由此他认为长江三角洲妇女参加棉花生产的所得超过了男性农业雇工，按他的话讲：“她的生存之外的剩余是男性农业雇工的1.6倍到3倍。”尽管他知道并且也承认纺纱这一棉花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工作，仅仅能提供“一个成年妇女生存所需的一半”（第102、320——321页）。

在这里，彭采用的价格数据取自各种二手文献。那引起数据实际上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与布，而且地区各不相同：或为长江三角洲最东部的几个县，或为整个长江三角洲或华北，或全国。虽然这些材料有助于揭示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但在估计农民收入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材料缺乏内在一致性，而且它们大都是城镇里商人所得的零售价而非农民所得到的价格。然而彭慕兰却将这些散乱矛盾的数据组合起来，以得出他想要的貌似合理的结论，即妇女纺纱织布的年收入为 7.2石到9.3石稻米，因而远远高于维持一个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