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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事物的代表,如十字架代表基督教、皇笏代表王权。但象征与一般的比喻不同,比喻只作间接修饰用,如以花比美人,喻体与本体未必有什么实质上的联系;象征中形象大于字面意义,要求体现本体的实质,如艾略特以奄奄一息的‘小老头’象征精神虚脱的现代人,以‘荒原’象征没落的现代世界,涉及事物的实质,涵义比较深广。中古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使用早已固定的、大众认可的象征,而现代派的象征主义往往构成一个个人的、隐秘的系统,不经过一番研究,是不易掌握的。这也是造成现代派晦涩性的一个原因。”[2]96由此可见,象征主义的文学思想就是要与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科学主义神话划清界限,使得文学艺术成为不同于科学的一种特殊的创造。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在“文学艺术的自立性”这一点上与象征主义是一样的。德国的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文学思想的审美现代性———把文学与科学的界限划分出来,以突出文学的特征。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在德国的发展是伴随着德国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和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展开的。从18世纪70—80年代“狂飙突进”文学运动和早期耶拿派浪漫主义开始,德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就在不断发展壮大,经过德国古典美学的理论上阐释和完善,直到1794—1805年歌德和席勒在魏玛共同创建德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高峰,德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才确立了在德国本土乃至整个欧洲的地位。[4]从此以后,德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逐渐从浪漫主义思潮和流派之中成长起来, 19世纪初“青年德意志派”在德国文学艺术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诞生就大大地促进了德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以后产生了所谓“诗意的现实主义”①, 19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了“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特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亨利希•曼(1871—1950)、托马斯•曼(1875—1955)。冯塔纳在《1848年以来我国的诗歌和小说》一文中指出:“现实主义并不等于日常生活赤裸裸的再现,尤其不是痛苦和阴暗面的再现。”“这种倾向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关系正象矿石与金属的关系:它还缺少提纯和精炼。”[5]267这实际上就是针对着自然主义的自然科学的、生物学解剖的、实验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主张作家必须对日常生活中的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就像冶金工人把矿石冶炼成为金属制品一样,也就是要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意的升华”。德国批判现实主义者反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文学观念,而大力倡导“真实性”。冯塔纳给现实主义的规定是:“现实主义是一切真正的生活、力量和利益在艺术中的反映,……它包括整个丰富的生活,包括一切最伟大和最渺小的:它包括哥伦布,那个送给我们一个新世界的人,也包括水中的微生物,一滴水珠就足以构成其全部宇宙;它把最高尚的思想和最深沉的感情收进自己的领地……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感官世界,决不是这样,它最不需要纯直观的东西,但它需要真实。它只摒弃谎言、做作、模糊和僵死这四者。”[5]267这种真实性是要保持日常生活的一切丰富性、多样性、生动性,同时又要显示出日常生活的整体性、概括性、明确性。这就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相统一的美学原则。

其次,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也都强调文学的“自律性”,不过象征主义以“象征”来凸显文学艺术的“自律性”,而批判现实主义则以“批判社会”来张扬文学艺术的“自律性”。“象征主义是世纪之交的重要文学流派,它反对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认为文学的目的不在于用客观的描写再现现实(如现实主义),或直抒胸臆(如浪漫主义),它认为文学(尤其是诗歌)不应反映现实而应表达理想世界———美的世界,而这理想世界又不应该去直接加以表达,只应该加以象征,这‘象征’又不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只可以是暗示的,应让读者自己去玩味。……象征主义提倡写直觉,反对思维科学化,也反对技术进步。象征主义在哲学上显然受了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影响。柏格森认为现实无法用理性即理智来把握,而只能依靠神秘的直觉能力。象征主义诗人往往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孤独寂寞者,他们认为现实根本不理想,是丑的,只有文艺能够成为美的,所以他们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提倡‘纯粹的诗’———与现实、时代和文化不相干的作品。反对文学的‘功利’,提倡艺术至上,要求在艺术中追求理想的美,他们的这种‘追求’后来在艺术上导致文艺的形式主义。象征主义诗人竭力想表达出语言的外在音乐性,它要求艺术语言,反对自然主义的口语和方言,它十分重视韵脚、节奏、旋律、遣词造句,企图用声音———语言的音乐性来进行‘象征’。”[6]498-499“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贯串于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整个时期,它包括三个历史阶段: (1)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2)魏玛共和国时期; (3)‘第三帝国’时期。批判现实主义并不像本世纪初众多的现代流派那样流行一阵便销声匿迹,它始终有着生命力。这个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19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尖锐地揭露各个历史阶段德国黑暗的现实。这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是:和现实及政治的结合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密切,创作上结下了前所未有的累累硕果。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早期作品虽然受到过象征主义或表现主义等流派的不同影响,但他们在创作的成熟阶段都坚定地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6]565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作品的“批判社会”的力度和广度都大大地加强了,像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和亨利希•曼的《臣仆》。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1895)描写了容克家庭的独生女艾菲•布里斯特不幸的婚姻,揭露了容克家庭的专制、虚伪给艾菲•布里斯特带来的种种不幸及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德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从表面看来,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的爱情与家庭的悲剧,实际上作者只是从普鲁士封建军事帝国社会机体上取出的一个一个脱落的细胞,向读者证明这个罪恶的社会早患上不治之症,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品通过三代人(艾菲的父母,艾菲自己与艾菲的女儿安妮)受害事实的具体展示,有力地批判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社会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和欺骗性。”[5]287亨利希•曼的《臣仆》则以漫画式的笔调写一个无知、低能、怯懦、固执、庸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赫斯林如何以钻营拍马的方式一步步地往上爬,最后居然成了普鲁士帝国的主要支柱。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已经预示了德国纳粹分子的某些特征,并对他们进行了尖锐、辛辣的讽刺。“亨利希•曼在《臣仆》中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德意志帝国历史的讽刺画。小说涉及的社会历史内容相当丰富,有关于军国主义夺权的描写;有关于1848年后德国政治力量对比的估计,小说提到了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和德国民主力量的薄弱。虽说作者受到时代和世界观的限制,尚未把工人阶级当作自觉的战斗阶级来看,只是强调他们忍辱负重的悲苦一面,但毕竟从正面反映了他们的流血斗争。小说对于自由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描写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那时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如布克父子)缺乏斗争的魄力和明智的远见;另一方面比较有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又大量涌进了资产阶级右翼份子,让拿破仑•菲舍尔这样的叛徒篡夺了领导权。他们的存在不仅无损于帝国专制主义的统治,而且还起了助纣为虐的反动作用。小说还通过狄德利希参加的‘新条顿社’揭示了德国早期法西斯思想萌生的情况。”[5]298-299这些都无不说明,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对文学的艺术功能和批判功能的强调,给启蒙现代性的科学主义神话、理性主义神话和进步神话予以反思和批判,使得文学艺术的“自律性”在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凸显出来。

再次,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由于突出地批判了自然主义文学流派,而把文学艺术的象征形式和典型化手法化为了文学艺术的“自足的”表现形式,彰显了文学艺术的“自足性”。这同样是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反对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的必然结果。德国的象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诗人格奥尔格、里尔克、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小说家胡赫和瓦塞尔曼等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