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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fan George, 1868—1933)在法国结识了当时象征主义的魁首魏尔兰和马拉美,这对他日后的创作有决定性影响。自此以后,他决心把象征主义带回德国,并做这一流派在德国的吹鼓手和旗手。回国后,他在1892年创办了文艺刊物《艺术之页》。这份刊物一直出刊到1919年,它的宗旨在于反对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不为功利,在艺术中排斥一切不属于“艺术”的东西,并极力反对艺术的商品化。不久,有一批诗人渐渐聚集在《艺术之页》和格奥尔格的周围,文学史上称为“格奥尔格派”,在这派人中有里尔克、海泽勒和文学评论家贡多尔夫,青年时代的霍夫曼斯塔尔也曾一度与他们接近。格奥尔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使他非常讲究格律,注重辞藻和形式。格奥尔格认为,新的艺术应该摆脱平凡、理性的现实,创造只有少数人才能欣赏的诗意现实;决定诗歌价值的不是思想,而是形式;诗不是思想的再现,而是情绪的再现。在他看来,绘画讲究的是布局、线条和色彩,而诗歌偏重的是选材、尺度和音调。因此,他的作品拒绝反映社会生活,一味追求完美的形式和优雅的语言。格奥尔格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少数精英才能进入纯艺术的圣殿。[6]499-501为了反对艺术作品商品化,他的早期诗集印制数量都限制在一二百册之内,只分送朋友。格奥尔格和他的追随者在德国开展一场“精神运动”,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理性现实,建立纯粹的艺术世界,反对自然主义,恢复德国文学的生命力。[7]77他们把文学艺术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审美世界,显示出德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早期风貌。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奥地利诗人赖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他的文学思想也是充分地显示了审美现代性的自足性。他赞美生命和上帝,歌颂黑夜和“独特的死亡”,宣示爱与死的哲理以及对生命存在的体验,对城市化和科技化的批判,对天主教方济各会创始人、意大利修士圣方济各的赞颂,等等。敏感的诗人看到并强烈地感受到的现代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诗中多有反映,如小修道士与邻居“上帝”的对话,概括了对现实所持的批判态度。他曾经做过伟大的艺术家罗丹的秘书,罗丹的艺术创作对里尔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启发。在罗丹的直接影响下,里尔克逐渐摆脱了早期注重感情抒发的诗风,从重感情转变为重经验,从抒写内心主观的“我”,转向通过细致的观察去描绘客观事物的姿态和灵魂,并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感情融注于客观事物中。无论所写的是人还是物,是人间的离愁还是欢聚,他都尽量同它们保持距离,不让它们染上作者自我的色彩。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诗被称为“物诗”。他把诗中的事物作为自己生活体验、情感感受、生活本身的象征。因此,他还认为艺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呼唤着真实的生活,因为生活更接近艺术。[7]86-88托马斯•曼(ThomasMann, 1875—1955)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20世纪之交的主要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王爷殿下》(1909)、《特里斯坦》(1003)、《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在威尼斯之死》(1912)以典型化手法显现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自足性”。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之中,“托马斯•曼塑造了19世纪中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勤勤恳恳做生意,规规矩矩发财’的资本家,描写了他们的发展和典型特性,如诚实经营,确守信誉,不图暴利等,还描写了19世纪末这种类型的资本家怎样为投机发家的资本家所排挤。小说还触及了托马斯•曼日后常爱写的主题,即艺术家和艺术在这个敌视艺术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遭遇,以及艺术家和艺术跟社会的矛盾。”[6]568托马斯•曼自己说,他写这部小说时, 1850至1860年间英国、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小说,瓦格纳的歌剧,叔本华、尼采的颓废思想,福楼拜和龚古尔兄弟的卓绝技巧对他影响颇大。他根据小说情节发展与塑造人物的需要,灵活地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或者是象征性与隐喻性的细节描写,如坐落在孟街的布登勃洛克的大邸宅的购置与转卖,象征着这个家族盛极而衰的过程;或者是意识流式的病态心理分析,如关于纨袴子弟克利斯蒂安的变态心理描写和托马斯预感到自己末日来临的内心活动;或者是以语言的手段再现出音乐的动人旋律,如关于盖达尔与小汉诺母子俩演奏提琴与钢琴的叙述;或者是以荒诞而带调侃的笔调点画主人公反常的语言与行动,如把安东妮为女儿的婚事张罗的劲头说成是她自己真正的第三次结婚,克利斯蒂安随时突发神经痛和托马斯为拔一颗牙竟然惨死在街上的污泥中,等等。正因为如此,《布登勃洛克一家》才显得如此丰富、如此强烈地打动读者的心灵。托马斯•曼认为长篇小说是现代“最占优势、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种”,它的价值是具有包罗万象的广度,能够自由地描述人类生活各个方面,从而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他喜欢将长篇小说比作是一首气势恢宏的交响乐,“是一种在对位法技巧基础上形成的作品,是由这种主题编织起来的,而思想在其中起着音乐旋律的作用”[5]308-309。托马斯•曼关于长篇小说这一精辟的立论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托马斯•曼就是这样把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的充分表现的艺术品种来进行创作,在19—20世纪之交的各种文学流派的交互影响之中彰显了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独特魅力。仅从这三位德国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人物的创作和文学思想就可以看到, 19—20世纪之交德国文学思想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现代性。

总而言之,正是在反对德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共同斗争中,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不同的方式反思和批判了启蒙现代性的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比较明确地阐述了19—20世纪之交德国文学思想的审美现代性:凸显了“自立的”、“自律的”、“自足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本质,从而标志着德国文学思想转向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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