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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逑传》是第一部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中国古典小说,德国文豪歌德和席勒都非常推崇这部作品, 1794至1827年间两人的通信和谈话录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谭渊, 2005: 49-53)。在《好逑传》早期译本中,欧洲的翻译家们不失时机地把东方女英雄的故事放在注解中加以介绍。1766年出版的德文译本《好逑传或好逑君的快乐故事》(HaohKj h Tschwen, d. i. die angenehmeGeschichte desHaohKj h)第505页有着这样一段注解:“据卫匡国讲述: 1621年,当鞑靼人入侵中国时,一名女子,而不是她的儿子,带着三千战士从遥远的省份四川(Su-tschuen)赶来帮助中国人,并在战斗中表现得极为勇敢。”(Murr, 1766: 505)这证明,四川女英雄的独特魅力在一百多年之后仍然令欧洲人难以忘怀。席勒曾经计划改写《好逑传》的德译本,但是刚开了个头就因为其他工作搁下了。不过他在那之后却于1801年成功改写了另外一部以东方女强人为题的作品:《中国公主图兰多》。1772年,德国作家维兰特(Christoph MartinW ieland)在政治小说《金镜或社什安的国王们》(Dergoldene Spiegel oderdieK nige von Scheschian)中杜撰了一个与中国毗邻的小国“社什安”(Scheschian),它在儒家思想指引下一步步走向繁荣,国泰民安。这个国家容易让人联想到我们所熟悉的“天府之国”。考虑到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常误以为四川是独立王国,“社什安”这个杜撰的小国显然与四川有着很深的渊源。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欧洲引起了各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作家的广泛关注。1930年,特雷雅科夫(SergejM.Tretjakow)在柏林导演了政治剧《怒吼吧,中国!》(Brülle, China! )。该剧所描写的是1926年万县“九五”抗英运动,高度赞扬了中国军民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最后全剧在象征中国人民觉醒的隆隆炮声中结束,其惊人的舞台效果给布莱希特留下了深刻印象。四川也因此一时成为反帝斗争的象征。(Schuster, 1977: 115)

 

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后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在“国会纵火案”发生的次日,布莱希特不得不走上了他的流亡之路。在流亡期间,他不断在世界文学中为自己寻找榜样,在前途最为暗淡的岁月中从前人那里汲取力量,给自己、也给广大拒绝与纳粹合作的流亡人士予以鼓励。他曾广泛阅读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传记和诗歌,并从英语转译过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篇。1934年,他在《诗人的流亡》(DieAuswanderung derDichter)一诗中戏称自己如李白、杜甫等许多前辈一样背井离乡,“逃到了丹麦的草堂”。这里所指的不仅是他流亡丹麦时由牲口棚改建的工作室,同时也暗指他自己要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中一样不屈不挠、为民疾呼。1938年,布莱希特还在短文《最后的话》(Das letzteWort)中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榜样:“在各国诗歌中,现存最为古老的当属中国诗,它曾受到来自某些诸侯方面的特别关照: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有时会被逼离开那些他们的诗歌备受欢迎的省份。李太白至少流亡过一次,杜甫至少两次,白居易至少三次。大家可以看到:居有定所并非这种文学形式的首要目的,这种艺术更不仅仅只是一种用于取悦于人的艺术。”(Brech,t 1993: 256)抗战爆发后,布莱希特也关注着中国军民抵抗日本法西斯的英勇斗争。甚至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布莱希特还与驻四川的德国记者有过通信往来。而四川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无疑给德国进步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准确地说在1939年初,布莱希特将他的寓言剧《范尼•克蕾丝》的发生地点从柏林改为了四川,剧名也最终定为《四川好人》。由此可见,《四川好人》在它诞生之际的确影射了当时中国的时局:好人正在四川拼尽全力为捍卫生存而战。无疑,另外一个因素也对布莱希特最终选择四川作为故事的发生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自17世纪以来四川在德国文学中与女英雄的独特联系。布莱希特曾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本剧)女主人公必须是一个高大的、强有力的人物。”(Brech,t1973: 52)在上文中我们看到,四川多多少少地被德国作家误解为一个独立王国。在这里,在中国各地盛行的男权至上观念受到了挑战,而身着男装的巾帼英雄则扮演了具有传奇色彩的铁腕角色。值得注意的还有《四川好人》一剧中第四幕后的过场。在这一过场中,布莱希特创造性地将化妆间搬上了舞台,他让女主人公站在舞台中央,当着观众的面换上男人的衣服、带上男人的面具。这一德国戏剧史上的创举又不由得让人猜想到德国剧作家是否受到了川剧中“变脸”技巧的影响。

 

综上所述,《四川好人》一剧中的女强人沈德身着男装登上舞台,靠女扮男装赢得生存之战的情节可视为“四川女英雄”母题的再现。布莱希特将“世上最后一个好人”放在四川则无疑反映了德国作家对与秦良玉、杜甫以及无数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英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东方女儿国”的深深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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