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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社会立法是20世纪法律发展的一个特征。社会法是一个难于把握得、具有启发性和动态性的法；它处在我们的工业化社会所需要面对的诸多冲突的中心。其中，在过去的50年里，社会法一直都是政治冲突和重大经济选择的主题。它的发展与国家的深层次变革和我们社会制度的结构性转变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社会法所涉及的目标定位和利益关系，使得它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抵制和争议。对它进行批判性分析，既必要，也同样会很有趣。
　　作为一种具体的法律形式，社会法既反映了既定的社会价值，也对其提出了挑战；在承担一定角色的同时有时也遮蔽了事实。社会法是具体的、可以进行定量研究的社会现象，总会在某个点上触及到每个加拿大人的生活。它能够从经济角度被衡量，也使得社会的生活质量能够根据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而被衡量。
　　社会立法的研究并非没有遇到困难。从一开始，就很难界定范围，并且不充分的理论框架也使得分析更为复杂。从历史上看，跟其他任何法律领域相比，社会法都引起了更多的争论，并且所引发的宪法层面上的问题都值得专章进行论述。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选择将研究主要限定于与收入保障(incomesecurity)相关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立法，并且从受益人的角度就他们与国家在各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展开分析。这一研究主要是对加拿大在1880至1984年间的社会法的发展进行回顾和评析。
　　
　　二、加拿大社会法的起源(1880-1940)
　　
　　20世纪之前，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主要是通过私人渠道解决的。在20世纪之初通过的最早的社会立法体现为一系列措施的汇编，这些措施预示着与传统司法思潮的决裂和重新定位。
　　催生这些立法的背景毫无疑问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无产阶级化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变。这一阶段标志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特征则是经济和社会矛盾尖锐，引发了大萧条，并且威胁到了政治平衡和社会的权力结构平衡。在这一背景下，似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所形成的经典法律结构，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的民权和政治权利理论，都无法从意识形态层面或技术层面对新的社会关系作出回应。
　　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城市的无产阶级要求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相关的具体权利。这些问题包括：工业事故、失业、疾病以及退休。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冲突和确保社会秩序，资本家和政治家不得不思考新的定位，新的方法和新的司法形式。这催生了新的权利，这种新权利用法律术语来指称就是代写论文经济和社会权利，并由其构成了社会法。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追溯加拿大社会法的诞生，从最早在20世纪初的松散的立法开始，一直到1940年代结构完整的社会保障计划。但是首先，我们应当对社会保障的传统形式进行简单的介绍。
　　
　　传统的社会保障
　　大多数有关19世纪社会保障的研究都表明那些满足不了自身需要的个人，不管这种情况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会由其家庭，慈善机构或组织，或者，有些时候由地方或市政当局来照顾。针对穷人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提供的救济，以及为患病、伤残、年老的人以及低收入家庭提供的救助，通常都是在由慈善原则和私人渠道所形成的互助传统的背景下所提供的。系统的分析将会使我们能够识别在联邦成立之时存在的各种层次的救助。总体上对于那些无法独立生活的成员，其家庭负有提供看护和保障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形式通常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由普通法和民法典所规定的抚养义务所确定的。世俗和宗教的慈善组织通过物质帮助的形式，或者在医院、收容所和养老院提供一般或特殊服务的形式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个人和家庭进行帮助。最后，在有些省份，市政当局会为那些特定类别的个人在其家庭穷尽了经济资源后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通常认为，这些形式的社会保障适应了当时存在的农业社会的类型，以及当时由伊丽莎白时期和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代写essay ancienrégime)所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结果，慈善的价值，个人责任和家庭共同责任就解释了20世纪以前的救助所具有的私人性质以及官方机构的有限责任。
　　1867年的《宪法法案》规定了对“人”的管理属于各省的管辖权范围。各省对下列事项具有管辖权：民权(第92.13条)，纯粹具有区域性和私人性质的事情(第92.10条)，市政机构(第92.8条)，监狱和改造机构(第92.6条)，医院、收容所、慈善和慈善机构(第92.7条)。
　　这种对社会的描述，即将核心的社会关系，包括在个人无法参加生产和劳动力市场时的自力救济和救助安排，留给私有部门的做法并非不正确，甚至恰恰相反。但是，这种描述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只反映了一部分现实。它或许暗示了国家在那时并不介入这一领域，或者暗示了魁北克省省长AlexandreTaschereau在1921年为了维持旧的救助制度而做出的声明，即“私人的慈善机构能够创造奇迹”是一种普遍承认的真理。事实上，私人的慈善机构并没有创造奇迹，在1921年是如此，1900年是如此，在1867年也是如此；甚至早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国家就已经对从属于私有领域的生产关系、财产和劳动力进行了干预。
　　确实，国家并未放弃它对个人所享有的权力，但是，为了效率考虑，都简单地授权给私人组织来行使，而国家则按照需要对这些私人组织进行控制、监督或补贴。在极端情况或者社会秩序需要时，国家会采取直接控制，如对监狱、工业学校，和改造学校，以及对那些可能已经威胁到社会和经济运行的穷人、无家可归者以及其他人进行直接控制。
　　从19世纪末开始，国家对诸如工作场所的健康、清洁、卫生等问题进行关注，因为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工人的生产以及利润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社会风险和最早的社会立法(1900-1930)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革命完全改变了加拿大社会，也改变了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在20世纪初的时候，制造业已经比农业重要，并且资本主义商业构成了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在1880年的时候，农业人口占多数，而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这些人口则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从农业和农村社会转变到工业和都市社会，并非没有任何问题。最先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不断增加的靠工资生活的劳动力，以及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及对其成员的支撑而发生了改变。农村经济能够支持几代人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而城市工人的工资却刚好能够满足他个人的需要。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加速的城市化剥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割裂了家庭的结构，并且使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功能设施并不齐全的城市地区。
　　如果说工业是进步、生产力以及财富增长的源泉，那么它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重大的代价却是由工人承担的。这些工人的劳动是他们收入的唯一来源，并且这种收入以工资为表现形式，受到市场规则的制约，并且工人的工作条件也受到各种限制和风险。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工人在物质上的不确定性(materialinsecurity)。他们的基本需求甚至都不能得到满足，因为工资总是低于家庭的最低支出标准。正如就劳动及其与资本关系问题进行调查报告的皇家委员会在1888年所揭示的那样，在19世纪末期，许多妇女和儿童都为生计所迫而参加工作，而工资甚至更低，劳动条件甚至更糟糕。这一点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除了物质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一新的贫穷工人阶级，还承受着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他们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在这些情况下，不可能有储蓄来应对其他收入可能中断的情形。工业化使得他们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工资；经济危机、萧条、机械化以及生产效率是这个“进步”图景的阴暗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社会风险”这一表述被神圣化，用来指代失业、工业事故、职业疾病和强制退休，这些都是自19世纪末以来影响工人阶级并造成其收入中断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一表述指明了原因，这些原因是社会性的，并且这些事件本身也不取决于受害者的意愿，在这一意义上来讲，这一表述肯定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