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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庸观念在西方文化史可谓源远流长,思想巨人亚理士多德早已把中庸观念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与主张之中,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十分重视古代文化遗产的英国学人当然也不会置之如敝履,他们眼中的亚理士多德犹如中国文人眼中的孔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勃朗秉持一种超越宗派斗争之上的宽容博大的情怀,调和一切教派分歧和斗争。霍布斯的理性主义精神则是建立在对社会稳定的极度关注之上,不遗余力地追求和平以及如何有效地实现和平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另外英国国民的典范伊丽莎白女王,也是一位深谙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的领导人。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英国人善于折衷妥协的民族精神,从而开启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太平盛世。一、《医生的宗教》之中庸观托马斯·勃朗( Thomas Browne, 1605 ～1682 ) ,是医生、国教徒、忠实的保王派。作为医生,他相信科学和实验,尊重理性和事实。作为国教徒,他反对清教,相信上帝,但又不反对天主教,可以说是国教的温和派。他忠实于斯图亚特王朝,但又不介入政治。时代的动荡———在英国国内,清教徒与王权的斗争正在急剧导向内战, 大陆上也在新旧教义下进行激烈斗争———使勃朗转向内心世界的探索。《医生的宗教》正是此时他内心活动的记录。他自己虽信奉国教,但对其他教派却采取容忍的态度。他说他既不全信路德,也不全否定加尔文,既不全反对对天主教特连特会议,也不全赞成多尔特宗教会议。他的这种折衷主义立场使他的书在朋友中传抄开来,他不得不自己刊印。仅在他生前,在英国就印了十二版,又被译成拉丁文、荷兰文、法文、德文。 “关于我的宗教,固然有各种情况使世人认为我不信宗教(例如我的职业在一般人当中口碑甚劣,我所学的专业,我在宗教问题上言行模棱两可,既不激烈捍卫一方,也不像常人那样热情地争辩去反对另一方) 。但是,尽管如此,我敢于把基督徒这个光荣的称号加给我自己而不感到是什么僭越。我之所以敢承担这个称号,并不仅仅因为我在洗礼台边受过洗,也并非因为我所受的教育,或因为我出生的国度(换言之,我不是因为我同意我父母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灌输给我的种种道理,也不是因为随波逐流地信奉我的国家的宗教) ,而是因为在我成熟的年代,经过坚定的判断,观看和观察了一切,我发现神恩的原则和我个人的理性的法则迫使我只能用这个称号而不是用其他称号称呼我自己。但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热忱并没有大到使我忘记我对人类应有的仁爱,与其要我去憎恨土耳其人,不信宗教的人或犹太人,我更要怜悯他们。”[ 1 ]152 (《医生的宗教》,第一部,第一节) “学者是爱和平的人,他们不携带武器,但他们的舌头却比阿克提乌斯的剃刀还锋利, 他们的笔更厉害,比雷声还响;我宁肯忍受大炮的震撼,也不愿忍受一支无情的笔的怒袭。聪明的君主奖掖文学,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热衷学术或敬重诗神,才以宽容的脸色对待学者,而是因为想借学者们的著作垂名千古,并防后人的直笔,因为当他们演完了他们的戏,下台去了,就轮到学者出来,讲述一下从这出戏人们应得到什么教训,给后人开一张清单,哪些是善,哪些是恶。”[ 1 ]158 (《医生的宗教》, 第二部,第三节) 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略窥勃朗整部作品形象思维的行文风格,而且可以窥见他作品中反映的怀疑论、犬儒学派哲学。勃朗身上汇聚了文艺复兴以来多种新旧思想的痕迹,主要是一种和解精神,即莎士比亚晚期剧作中所体现的那种呼唤和平,要求人人以良善、宽容的姿态对待世事的胸襟。勃朗秉持着一种超越宗派斗争之上的宽容博大的情怀,这种情怀使他对所有的人都怀有仁慈、悲悯之心。他从抽象的基督徒立场出发,不干预,相反,要调和一切教派分歧和斗争。他说:“宗教的基础已经建成,得救的原则人人接受,没有几个问题值得动肝火去争论”,“争论是永远得不到结论的。”[ 1 ]152 与勃朗一样对宗教论争深恶痛绝的英国作家还有多位,其中约翰·塞尔登( John Selden, 1584～1654)尤以谈话见长,他曾有过这样的言论:“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标准可以结束这场争论。就像两个人滚木球,都用自己的眼睛去裁判,一个说他击中了,一个说我击中了,没有标准,争论就永无休止。假定经文里有‘蛋’这个词,我说这蛋指的是鸡蛋,你说是鹅蛋,经文并没有说明,所以你我都是以意为之。”[ 1 ]268塞尔登还这样调侃道:“詹姆斯一世王对苍蝇说,‘我不是有三个王国么,你为什么非往我眼睛上飞不可呢?’除了宗教,戏院里、爱情里、筵席上,不是还有许多可以胡搅蛮缠的事吗?”[ 1 ]269由此可见,这样无休无止地争来争去,只会把世界搞得一团糟,丝毫无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不论是戏谑调侃的塞尔登,还是温和的国教徒勃朗, 他们这些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都试图从正面或者反面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婉约的、中国式的“中和之美”的社会图景。“中”的观念在《中庸》里得到了充分发展。“中”很像亚里士多德的 “黄金中道”的观念。有人可能把它理解为做事不要彻底,这就完全错了。“中”的真正涵义是既不太过,又无不及。公元前三世纪宋玉描写一位美女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文选》卷十九)这番描写是说她的身体、容颜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即儒家所谓的“中”。中庸的思想也同样体现在极其老于世故的《旧约·传道书》中,它的作者传说是所罗门,其中包含了《圣经》中某些最重要、最有力的语录。《传道书》的作者是位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不过是代代相沿的过程。万物都是周期循环的,任何成就都不是持久的,因为“日头出来, 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处在这种无意义重复之顶端,在人间事务的领域中,居支配地位的是隐蔽的命运而不是功过,因为“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鉴于这些情况, 作者提出要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生活,行事要有节制, “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送智慧⋯⋯不要行恶过分, 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就其消极的观点看,出人意料的是,他也“赞颂行乐”,理由是“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 2 ]133。凡事都应顺应自然,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听之任之,既不能投机取巧,也不能顽冥不化,一切都应该处变不惊,顺遂自然,从而达到自然天成的妙境。勃朗在《医生的宗教》中还强调用每个人自己的理智来解答宗教问题:“在哲学领域,真理有两张面孔,在这里谁也比不上我那样反对成见,但在神学领域,我喜欢走大道;我以谦卑的、虽然不能说是盲目的信仰,追随着教会的巨轮,随着它转动;我对自己头脑运转的轨道,它的正确的两极或正确的运行,不予保留。” 所谓哲学就是科学,在科学领域,他可以运用理性怀疑一切,而在宗教问题上他甘做正统派。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宗教或信条。但他也很矛盾,一方面说不盲目信奉国教,一方面又说放弃理性。《医生的宗教》正反映了他自己对宗教信仰上各种问题的矛盾看法,而贯穿全书的则是折衷容忍的精神,也就是中庸的精神,如果要追溯这种思想的渊源,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亚理士多德这位思想巨匠的主要思想特点,因为亚理士多德对西方人的影响巨大,丝毫不亚于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第一,亚里士多德坚持科学的态度,使他首先将神想像为第一推动力。亚里士多德的神不过是原始推动力,是包容在形式之内的有目的运动的最初来源。他绝不是人格神,因为他的本质是理智的,没有一切感情、意志或愿望。第二,在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伦理看来,他并不将躯体视为灵魂的囚牢,也不相信物质欲望本身就是邪恶。他教导说,最高的善在于自我实现,即运用最真实的使其成为人的那部分人性。因此,自我实现便与理性生活相一致。但理性生活依赖于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之适当结合。躯体一定要保持健康,情绪要适当地加以控制。解决的办法可以从中庸之道中找到,在于使极度放纵的一面与禁欲克制的另一面保持一种平衡。这不过是重申了典型的希腊思想Sophrosyne,即“不要过分”。第三,从亚里士多德应用于政治的中庸之道来看,他认为最好的国家既不是君主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