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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是一部反映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小说通过对文本中女性形象拉姆齐夫人女性意识的分析,揭示了父权社会男女性别角色的二元等级对立的现状,颠覆了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提出的内化标准,提出了建立两性和谐的文学境界。 1970 年,哥伦比亚大学女博士米莱特发表了《性的政治》,选用了文学文本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在剖析了梅勒、米勒和劳伦斯等著名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之后,发现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尽管千差万别,但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多是男性眼中标准的女性形象———贤妻良母、圣女或者情人等,妇女最终逃不脱成为男人的俘虏、牺牲品或附属品。所以,在典型的男性文本中,有女性意识的作家也不自觉地受父权制的标准影响而使内在经验发生歪曲变形;甚至在那些受到父权文化影响自觉将父权制标准内化的女作家作品中,为了维护传统的男性文化的统治地位和阻止女性获得知识和力量,女性形象永远置于男性的掌控之中。在文学作品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呈现二元等级对立,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为正面价值,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用以证明男性价值的“他者”。20 世纪初,一些先知先觉、思想深邃的女性作家崛起,她们打破了传统对妇女的规范,对妇女角色重新进行了探索,突破传统父权文学的限制,寻找一种两性和谐的文学境界,出现了早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来以抨击经典和权威著称,它不仅以文学文本和女性文学为其研究对象, 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审视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写作和社会关系方面具有双重的本质特色:首先,它的政治性特色建立在与世界普遍联系的相关性之中,力图建立一套在与权利话语世界既抗衡又相融合的话语方式,借此推翻理论文体中隐藏的父权秩序;其次,它的文学性特色体现在她不仅关注女性的经验和感受,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对女性经验与感受的分析来揭示两性之间的差异和联系,以达到真正的两性和谐的社会关系[1 ] 。在这些主张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女性作家中,英国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最令人瞩目。她虽然不是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者,但却有着非常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体现在她诸多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伍尔夫出身贵族,生活于英国知识分子的家庭。由于有机会接受贵族教育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在优越的知识环境背景下成长的伍尔夫较少感受到一般女性所承受的不平等待遇和压抑,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女性作家,她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作品能跳出自传性质的限制,而以较为平和、宽广和客观的目光审视女性意识。她的女性意识文学理论就体现在其文学作品创作中,特别是使她登上成功巅峰的代表作《到灯塔去》,对拉姆齐夫人这个女性人物刻画就是对她本人的女性意识的具体诠释。这篇小说出版于1927 年,主人公拉姆齐夫妇就是以伍尔夫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塑造的。这是一部作者倾注心血的准自传体意识流小说。小说以到灯塔去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写了拉姆齐一家人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片断生活经历。小说中拉姆齐夫妇代表了两种生活原则,拉姆齐先生代表着当时现实社会的男性原则,即文明、理性和逻辑。他性格乖张,处事刻板,过于强调理性和逻辑。在知识领域由于他想成为天才而未能如愿,常常被这种挫败感折磨,导致了精神上的自私自利和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不断向妻子索求同情、抚慰和崇拜,是典型的家庭暴君形象,更是代表着父权统治下的文化。与之相反,拉姆齐夫人却代表了女性原则,即理想、直觉和情感。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人宽容,乐于助人,在人群中具有凝聚力,表面脆弱而内心坚强,她时刻准备着为丈夫和孩子牺牲,奉献自己的温柔和爱,并以此为生活目标,自愿扮演着男性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家庭里的贤妻良母和社交场合的优雅主妇,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她是个“圣母型”或“天使型”的女性形象。作为家庭主妇的拉姆齐夫人与周围的男性相比,既没有事业,也没有高深的学问,但她却无私地养育着子女,扶持丈夫,帮助朋友。一方面,她是男性心目中的“天使”形象,具有强烈的为他人和家人服务的“奉献”精神; 另一方面,她并不是丈夫的依附者,而是拥有自己博大的精神世界和独立的理性思维,处处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并且深怀自己的人生理想,这理想最终也成为了人们共同的追求。尽管拉姆齐夫人是男性世界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代表,但是她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完善自我、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一位女性形象,并时刻为在二元等级对立中寻求两性和谐的境界而努力着。一、“天使”般的拉姆齐夫人小说的开篇以拉姆齐夫妇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展示了夫妇俩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强烈对比, 体现了男女两性之间对于生活和世界的迥然不同思维方式,它不仅是两种生活原则的对比,也象征着两性之间的冲突。正如伍尔夫在其另外一部作品《夜与日》中所寓意的,女性是“夜”,代表着想象、情感和直觉;男性是“日”,代表的是事实、理性和逻辑[2 ] 。黄昏时分,小儿子詹姆斯想要到灯塔去,拉姆齐夫人回答说:“好,要是明儿天晴,准要你去。”接着又温柔地加了一句“可是你得很早起床。”而作为哲学家的拉姆齐先生,认为“理性”和“事实”高于一切,完全不考虑孩子的心情,粗暴地断言:“明天晴不了。[ 3 ] ”拉姆齐先生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家长,他崇尚理性和逻辑,他说的事实永远都是事实,他不会弄虚作假,从不歪曲事实,从不会把一句刺耳的话说得婉转一点,去敷衍讨好他人, 更不用说自己的孩子们,他要他们“必须从小就认识到人生是艰辛的,事实是不会让步的”[2 ] ,在他的思维模式和心智结构之中,精确的事实、严谨的逻辑、清晰的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天赋的直觉、细致的情感、温柔的爱心和敏锐的洞察力是男性世界所蔑视的。因此,他不能容忍拉姆齐夫人对孩子的安慰,“那种愚蠢的妇人之见使他勃然大怒 ⋯⋯她竟然蔑视事实,使孩子把希望寄托在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上,事实上就是在说谎。[2 ] ”而拉姆齐夫人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女性心智结构,正是她丈夫所缺少的细腻情感、温柔的同情心和敏锐的直觉。她不愿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孩子,即便是温情的谎言也能给幼嫩的心灵以希望和安慰, 这对于成长中的生命具有非凡的意义。这种男性的刻板、教条与女性的宽容和同情心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中, 这种对立不仅是“事实”与“假设”的对立,也是“理性”与“想像”“, 意志”与“情感”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否定了以拉姆齐先生为代表的男性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二、奉献的拉姆齐夫人虽然伍尔夫对“房子里的天使[ 4 ] ”拉姆齐夫人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和反思,认为这类人物的自愿奉献是否定自我的表现,甘心掩饰自己来突出男性的生活价值观,这是不足为取;但她同时认为女性的自我奉献是为了在二元等级对立的世界里,力求破除绝对的男女对立的局面,试图寻求两性和谐的境界,女性可以通过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生活目标来实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意识。小说的第一部分多次出现她为了家庭生活的和谐,孩子的单纯快乐,而悄悄隐瞒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事实上,她的丈夫却是一个理性、严谨和保守之人,面对抽象的理论他可以高谈阔论,而面对生活中的琐事却往往束手无策。而且,拉姆齐先生是个精神上以自我为中心者,他不断地担心自己是否处于生活的中心,是否具有不可忽略的社会地位。他需要同情和保护,拉姆齐夫人变成了他作为男性自卑自怜的安慰者。文中写到她就像一个保姆拿着一盏灯穿过一间黑屋,来使一个倔强的孩子安心,不时向他保证一切都是真实的。为了爱丈夫,她把自己的一切都慷慨大方地贡献给他,而不得不违背自己实事求是的天性,以试图维持家庭的和谐,力求达到两性和谐平等的境界。她感到“他的思想像一只举起的手一样,遮蔽了她自己的理想”[3 ] 。她完全成了他的影子,“她实际上成了他的影子”[3 ] ,她实际上成了波伏娃笔下的 “第二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到:“他(丈夫) 是一个具有男子威望的,注定要取代他父亲的半神,所以是保护人、供养人、老师和指导者;妻子的生存要在他的庇护下展开,他是价值的监护者、真理的创造者和夫妻伦理的维护者。[5 ] ”男权社会植根于男性中心论,压制女性以维持男性的优势,男性为了保全面子不得不依赖虚假,同时使女性的自由发展受到严重局限。所以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无论她的内心有多么强烈的欲望、反抗精神和正当要求,她都不可能独立地去掌握自己的世界、追求自己的未来。尽管在男性社会中她扮演着 “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