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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吐温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于1884年发表了他最成功的长篇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这篇小说里,马克·吐温运用了当地的方言土语,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描述了白人孩子哈克帮助黑人逃奴吉姆获得自由的历险经历。故事贴近现实,真实可信,反映了马克·吐温对蓄奴制度所持的批判态度。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先后于1876年和1884年发表了他最成功的两部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两部小说是了解马克·吐温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成熟过程的主要作品。《汤姆·索亚历险记》自1876年出版后一直是儿童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在这部小说中马克·吐温维妙维肖地再现了密西西比河上一个小镇生活的各个侧面,把生机勃勃的儿童心理同陈腐刻板的生活加以对照,成功地塑造了汤姆这个热爱自由,追求生活乐趣的真实的儿童形象。小说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儿童自由活泼的心灵,饶有趣味。这是马克·吐温创作的一个新发展。然而与它的姊妹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相比,《汤姆·索亚历险记》无论是在艺术手法还是思想深度上都略逊一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作品,如今已成为现代美国小说中的经典作品。海明威曾这样评价这本书“所有现代美国文学,都起自马克·吐温的一本叫做《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书。这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一本书”。海明威之所以给予这本书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小说从语言文体,描写对象到主题内容都显示了马克·吐温艺术写作水平和思想发展的新高度。与《汤姆·索亚历险记》相比,本书最明显的变化是叙述角度的改变。《汤姆·索亚历险记》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的,是作者以其成年人的口吻来讲述的儿童故事。而哈克的故事却是他自己讲的。在小说的第一段中,哈克就像跟读者谈话一样说道:“你要是没有看过《汤姆·索亚历险记》那本书,就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过那也不要紧。那本书是马克·吐温先生作的,他基本上说的都是真事。也有些事情是他胡扯的,可是基本上他说的还是真事。”[1]作者用第一人称,让哈克贝利说着当地的方言土语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使他的经历更加真实可信,入木三分,也使这部小说在语言上冲破了欧洲文化的束缚,使美国英语以其鲜明的特点登上了文学舞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比《汤姆·索亚历险记》更胜一筹,不仅仅在于口语体语言的应用,而且在于马克·吐温使小说摆脱了一位14岁少年有限的词汇所带来的感受和观察深度上的局限,在反映事物的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便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超过《汤姆·索亚历险记》最明显的地方。首先选择哈克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本身就是一种突破,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说汤姆快快活活,爱捣蛋,然而总是一个显得可爱的平常的孩子,那么哈克就是个天生的无法无天的家伙。哈克从小没有受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是真正的放荡不羁的角色:肮脏,缺乏管教,几乎不识字,语言粗鲁。他整天东游西逛,对长辈的说教不屑一顾,总是渴望跑到无人管束的地方去,总是想摆脱文明社会的束缚。在小说的第一章,哈克讲道:“道格拉斯寡妇拿我当她的儿子,说是要给我受点教化。可是因为那寡妇一举一动都很讲究规矩和体面,实在太闷气,在她家里过日子可真是一天到晚活受罪;所以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偷着溜掉了。”[1]好心的道格拉斯寡妇和沃森小姐出于同情收养了可怜的小哈克。她们费尽心思,企图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模式改造哈克。她们迫使他学文识字,信奉上帝,努力成为一个能被社会接受的体面人。但这种所谓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束缚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少年的思想和活力,压制了他自由的天性。哈克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最后只能弃而远之。同样,小说结束时斐尔普斯太太想收哈克做干儿子,让他受教化。但是哈克受不了那种所谓的文明生活,决定再次出走,周游各地。如果说汤姆的出走是反对溺受,那么哈克的出逃则表明了他与文明社会的对立。马克·吐温在小说中所描绘的这个小镇上,人们有着小地方主义的保守和偏狭。一切现行的价值观都是不容置疑的;社会等级、蓄奴制等既然是存在的,也都是合理的;信奉上帝、温雅体面的都是有教养的好人,反之则无法被社会接受。而哈克则恰恰是这样一个与现行准则完全相悖的孩子。他比汤姆更复杂。由于他是个彻底没有教养的孩子,他与表面上温文而雅的上流社会的对立更明显。马克·吐温以他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赞扬他内心的善,无疑是对当时美国乡镇社会的有力批判。《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反映的社会背景,是这部小说发表时的30年前。马克·吐温创作这部小说时,虽然蓄奴制已从法律上被废除,但黑人的地位仍然极其低下,种族歧视严重存在,广大黑人仍处在被奴役、被迫害的地位。而这部小说却以帮助黑奴逃跑为主线,大量描写了白人孩子哈克和黑奴吉姆之间同舟共济结下的友谊。其中哈克在帮助黑人吉姆逃跑的问题上同自己良心的斗争以及他反对蓄奴制度认识的不断提高是本书最动人的部分。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哈克讨厌资产阶级虚伪、刻板的生活方式,同汤姆一起追求浪漫的冒险生活。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哈克已远远超过这样的要求。他不仅自己渴望自由,还积极帮助黑奴吉姆获得自由。然而由于哈克毕竟只有13岁,也由于他潜移默化中或多或少接受着社会的影响,他一方面仍然从旧的道德标准出发评判好坏善恶,另一方面又希望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遵从自己的道德感觉而不是社会的道德标准。因此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对吉姆态度的变化,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矛盾过程。一开始,哈克就像当时一般白人那样对待吉姆。他时常戏弄吉姆。后来他发现吉姆诚挚无私,是个“挺好的黑人”。他在思想认识上迈出了一大步。所以在捉弄吉姆之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哈克终于越过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界限;“打定主意去向一个黑人低头认罪”,而且“后来一辈子也没有为这件事情后悔过。”[1]从此他和吉姆成了知心朋友。哈克认识冲突的高潮发生在写信向华森小姐告发吉姆行踪的前后。虽然哈克和吉姆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但是社会、家庭的种族偏见对他深有影响。帮助黑奴的内心愿望和压迫黑奴的社会势力在小哈克的头脑中形成冲突,搅得他无法安宁。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帮助一个被追捕的黑奴逃跑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吉姆越接近自由,哈克的内心越觉得不安。他决定写信告发吉姆的行踪。但当他想起他们共同逃亡的经历,想起他们在患难中结下的友谊,他感到“左右为难”。最后他“琢磨了一会儿,好象连气也不敢出似的”,随后才对自己说:“好吧,下地狱就下地狱吧,”[1]接着就一下子把信扯了。哈克的思想斗争取得了胜利。用马克·吐温的话说:“健全的心灵与畸形的意识发生了冲突,畸形的意识吃了败仗。”在这里,“畸形的意识”是奴隶制的反动宣传对儿童的影响,而“健全的心灵”正是马克·吐温不论种族、肤色, 人人平等的理想。很明显马克·吐温在这部小说中对有争论的黑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马克·吐温非常同情处于奴隶地位的黑人。他笔下的黑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理想,他们没有奴隶相, 而是独立的人,有许多优秀品质。本书中的黑奴吉姆就是马克·吐温塑造的这样一个成功形象。吉姆勇敢坚强,忠诚无私,是向往自由的黑人形象。虽然他是奴隶,但他并不因为自己是奴隶就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听凭命运摆布。他始终保持独立的思想,向往自由的生活。他不承认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他想逃到自由州去工作,以便将来赎出老婆孩子,过上自由的生活。作者借哈克的口说道:“我相信他惦记着家里人也是跟白种人一样的。”[1]不分种族、肤色,人人都有享受自由幸福生活的权利是马克·吐温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吉姆向往自由,在“逃往自由”这个共同目标上,他与哈克同舟共济。在逃亡途中,哈克掩护他,他也百般照顾哈克。他甚至冒着牺牲自由的危险留下来服侍哈克。他对哈克的关怀体贴绝不是奴隶对主子的侍奉,而是朋友之间的互助,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他们在患难中冲破种族和社会地位的森严界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吉姆虽算不上英雄,却表现了一种英雄主义。马克·吐温把一个被人追捕的黑人逃奴塑造成一个品格高尚的高大形象包含了对社会的的尖锐讽刺和批判。从表面上看,《哈克贝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