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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霍桑擅长探索人的复杂心理和罪恶对人造成的道德、情感、心理上的影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圆形人物。文章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霍桑代表作《红字》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进而揭示霍桑笔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他开创了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个新时代。《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是霍桑的一部不朽之作,被誉为美国两部道德文化寓言之一(另一部是菲次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也是一部集中体现霍桑的“原罪”意识的代表作。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发生在十七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人的恋爱悲剧,但小说一开始时爱情故事已经结束,而因爱而产生的罪恶对人造成的影响则是小说的要旨所在。这场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饱受着精神的折磨,一个终生佩戴着象征“通奸”罪的红字,忍受着世人的指责和辱骂,另一个则在良心的自责中逐渐虚弱,直至耗尽了生命。故事围绕着四个中心人物展开———海丝特、牧师丁梅斯黛尔、海丝特的丈夫白兰(后化名为奇灵沃斯),以及海丝特和丁梅斯黛尔所生之女珠儿。这四个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联,息息相关,故事在主人公的爱与恨、对与错、赎罪与复仇、忏悔和质疑、自我折磨和自我救赎的矛盾中逐步展开,刻画了主人公复杂的性格层面,表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思想,揭露了清教的伪善和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宏扬了人性中的真善美,鞭笞了人性中的假恶丑,显示了霍桑对人物性格多面性和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力和感悟力。尽管迄今为止,大多数评论者都把海丝特作为正面人物,而将奇灵沃斯作为反面人物来加以评论, 然而笔者认为,我们很难简单地以好坏之分对书中的主人公加以评判,小说中的主人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矛盾体,每个人的情感思想和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复杂的,多层次的,这也显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复杂性,正是作者对这种复杂性的揭示和表露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拓展了小说的深度。下面我试图着重选取真诚和虚伪在一个人身上的对立统一这一侧面来剖析《红字》中三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复杂和多面性。海丝特作为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位漂亮、能干的妇女,即使是在沦为囚犯的时候,她仍然是“身材颀长……一头浓密乌黑的秀发,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她面貌美丽端庄,妩媚动人,再加上那弯弯的柳叶眉和深邃的黑眼珠,更加摄人心魄。即使按照当时崇尚的雍容华贵的女性风范来衡量,她也是属于贵妇人之列。”[1]然而“,她所焕发的美丽,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轮光环。”[2]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却嫁给了一个年迈丑陋的学者, 那时候海丝特年轻,像“一簇碧绿的苔藓”,而他虽步入老态如一堵残垣,却是她贫困潦倒的年轻时代的依靠。虽然很难说,她们夫妇之间有真正的爱情,但至少他们相依为命,生活过得安详宁静,海丝特也恪守着妇道。然而接下来一切便都发生了变化。海丝特的丈夫把她派往美国,在新英格兰建立新家,然后在那儿等他。但是在她到波士顿几年后他也没有前来和她会合,一直杳无音讯。由于传闻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她和牧师丁梅斯黛尔之间产生了恋情,并生下了一女孩取名珠儿,因而犯下了通奸罪。尽管地方法官出于仁慈并未对她处以死刑,然而她所接受的处罚是胸前佩戴红字,抱着三个月大的婴儿,在绞刑台上示众,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种惩罚对她来说无疑更是一种煎熬,她胸前佩戴的红字是罪恶的标志,而怀中抱着的婴儿更是活的罪证,这让她这个女人深深感受到了被人辱骂,遭人唾弃的耻辱,尤其是在那个宣扬禁欲主义的清教时代,这种公然对世俗的反叛更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如果说海丝特对丈夫白兰的感情是一种背叛,她对牧师丁梅斯黛尔的感情应该说是真诚的。她和丈夫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爱情,但她和丁梅斯黛尔之间是两情相悦的,事情败露以后,她勇敢地承担了罪名,极力保护丁梅斯黛尔的名声。首先是当她佩戴红字站在绞刑台上示众时,贝灵汉总督和约翰·威尔逊牧师逼她指证她的情人,海丝特坚决不肯说出那个名字,说她希望“能够像承受自己的痛苦一样承受他的痛苦”[3] 事实上她独自默默承受了七年。当她意识到奇林沃斯(也就是她的丈夫白兰)运用各种手段报复、折磨不明真相的牧师丁梅斯黛尔,使后者已经变得形容枯槁,她决定向丁梅斯黛尔勇敢地揭穿奇林沃斯的真实身份(即他并不是医生,而是她的丈夫白兰),并计划和丁梅斯黛尔一起逃离殖民地,她给了他精神上巨大的安慰和支持。她的女性的温柔贤淑的美德和乐观精神充分体现在了她对待周围人的帮助上和对待丁梅斯黛尔的宽容大度和真诚勇敢上: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苦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自己的女儿珠儿不被那些清教统治者从自己身边夺走,作为情人和母亲,海丝特是真诚的。然而她也有虚伪的一面,首先是海丝特为了心中期待的爱情而背叛了婚姻,背叛了她的丈夫,这时的海丝特是一个奸妇,一个放荡的女人。他丈夫白兰毕竟曾经是一个“善良、真实、正直,对爱情始终不渝的人。”[4]其次,她虽然胸前佩戴着那个耻辱的标记———红字,还能靠着精湛的女红为生,并且乐善好施,处处行善,主动照顾病人,帮助穷人,她的这些举动也令村民刮目相看,为她挽回了声誉。但同时,她的虚伪体现在她表面上的行动和真实的内心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上。她虽然表面公开认罪,但她的行动处处表现出了她的叛逆。即使当她站在刑台上时,她的服饰也是刻意装饰过的“: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字 ……那身华美的服饰与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相吻合,却大大地超出了殖民地节俭的规范。”[5]虽然这完全符合女性爱美的天性,但也说明海丝特并没有从内心真正屈服,她的行为,举止显示出她的高傲。她表面上屈从于清教徒,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赎罪, 实质上却佶傲不驯,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准则, “刑台上的惩罚并未如清教权威所期待的激起她的罪恶感,更没有使她认识到清教社会所宣扬的她所追求的与丁梅斯黛尔之间纯洁的爱情是邪恶的观念”。[6]她本可以离开美国返回欧洲,甚至可以藏身森林,与印第安人为伍,但她似乎强迫自己呆在这个 “以其发生的巨大、显著的事件......”使她生活蒙上印记的地方。[7]对于她继续居住在英格兰的动机, 她的理由是“这里曾经是她犯罪的地方,也应当是她受人间惩罚的地方,因此也许她日常受辱的痛楚,终于会荡涤她的灵魂”。[8]这似乎说明,她真心实意地想悔过自新,甘心接受惩罚和屈辱以赎所犯下的不贞之罪,而事实上她留在这儿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在那块土地上住着一个人,在那条小路上踩踏着他的足迹。虽然世人并不认可,但她自认与此人已结为一体。”[9]这一方面说明她对丁梅斯黛尔的爱情是忠诚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并没有真正悔恨自己的罪行,一直希望有机会再和丁梅斯黛尔生活在一起,而且还本能地认为“如果到处揭露实情的话,在海丝特之外还要有许多人胸前都要闪耀那个红字的。”她意识到波士顿其他许多人都隐藏着许多诸如此类的罪孽,当她和丁梅斯黛尔在林中会面的时候,她解下佩在胸前的红字,把那耻辱的标记扔在河边,她满怀欣慰,摘下帽子,让乌黑的长发流泻在双肩上,重新现出女性的温柔和美丽,这是女性爱美的天性使然,也表明海丝特骨子里的不服和叛逆。包括最后她和丁梅斯黛尔密谋一起出逃,再次说明她并未真正地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忏悔,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卧薪尝胆”,寻找新的机会,以和自己的爱人重新生活在一起。表面上她逆来顺受,对清教徒上到大人下到小孩对她的欺凌她始终保持沉默,她照顾病人,帮助穷人,对他们慷慨解囊,她克己自制,严肃忧郁,许多人开始认为她是“慈善的修女”,直到在人们的心中 “A”字从意味着通奸到意味着能干,但在内心里,她并不为她的罪过真正感到不安。珠儿虽然是她罪过的活见证,但她却以她引以为傲,她用光彩夺目的颜色打扮她,表示她内心深处的抗争,她的沉默是对迫使她就范的人的抗议。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