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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运用20世纪兴起的新兴文艺批评手法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分析霍桑小说《红字》中女性角色海丝特· 白兰、珠儿以及各种有名无名的妇人。结合19世纪女权主义浪潮的历史语境,本文指出通过霍桑对角色各异、性格鲜明的诸多女性形象的描写,尤其是对海丝特和珠儿前后矛盾对立的描写,揭示了霍桑的《红字》是对女权主义理想的解构。霍桑在作品中仍宣扬和肯定了当时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男权思想,即作品反映了霍桑的男权意识、社会意识和妇女观。十九世纪美国著名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 霍桑在他的经典作品《红字》中,创造了一个美丽动人,敢爱敢当的女性形象海丝特·白兰并对男女关系进行了探索,在作品中构建了他认为合理的婚姻的基础。长期以来,海丝特执着地追求爱情、为了爱情与清教势力顽强抗争的精神和她关心世人疾苦、谋求社会幸福的崇高品质赢得了众多评论家的肯定和褒扬。在他们看来,海丝特是一个觉醒的新女性,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随着二十世纪体现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运动的兴起,我们得以用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学史、文学现象以及经典作家和作品。运用西方最富活力的思潮之一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我们会发现全新的意义,得出与历史定论大相径庭的结论,并能揭示文学领域中向来被忽视的层面。正如伊莱恩·肖华尔特指出的那样“,今后十年,对我们的审美价值标准,会出现更有力的女权主义的质疑;对过去的文学大师, 会出现更富戏剧性的重新评价。”[1]我们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来重新阅读霍桑的《红字》,尤其用此来分析书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发现霍桑并不是至始至终地同情海丝特和赞尚海丝特的个人主义奋斗,并对女权主义的理想进行了解构。十九世纪,霍桑所生活的时代,妇权主义运动续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早期妇权主义运动发端之后, 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不光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变化上,更是期待更广阔的文化革新。以玛格丽特·富勒等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期待着和平、平等、协作互助以及和谐的社会生活管理法则。[2]霍桑作为富勒的朋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而且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反映了这种运动思想。但最终霍桑认同了他的时代普遍的妇女观念。在小说《红字》中,他将海丝特描写成一个反抗当时社会意识和宗教统治的斗士,然而,故事的结局却是海丝特泯灭自我,回归社会。故事伊始,霍桑将犯了情欲之罪的海丝特描写为全镇最美丽的人。“这个青年妇女身材欣长,体态优美绝伦。她的秀发乌黑浓密,在阳光下光彩夺目。她的面庞皮肤滋润,五官端正,在清秀的眉宇间还有一双深邃的黑眼睛,使之极为楚楚动人。她有一种高贵女子的气质,具有那个时代女性优雅的举止仪态:具有特有的稳重端庄”(46页)[3]。海丝特站在邢台上,穿着自己设计和缝制的精美服饰,上面还绣着绝妙异常的红字(字母“A”,Adulteress奸妇之首字母)。在此作者用赞美之辞对海丝特的形象作了积极正面的刻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令人难以忘怀。从她身上迸发出来的天然的女性美,宛如监狱旁边的野玫瑰。当她怀抱婴儿站在邢台上接受审判和惩罚时,海丝特“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自然地会[令清教徒]想起圣母的形象,……想起那个怀抱为世人赎罪婴孩的圣洁清白的母亲”(48页)。海丝特的形象表达了她追求美的天性和自由奔放的气质,更表现了作者对她敢于反抗请教教规,打破社会习俗束缚, 追求爱情和完全的自由的人性的肯定。海丝特不仅在男女关系方面,还通过对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拒绝表达了她与清教社会的针锋相对。海丝特因犯了通奸罪,所以被当权者逼迫在胸前佩带象征耻辱的标记的字母“A”,怀抱着婴孩, 被罚站在邢台上示众,并接受权利机构中的英明贤达之士的审判。当他们用布道般的语言,以拯救海丝特的灵魂为借口,诱导她说出同伙的名字,以便惩罚犯大诫的罪人来净化社会时,海丝特果敢而坚决地回答“:我不说!……这红字烙得太深了,你无法把他取下来。但愿我能忍受住我自己的痛苦,也能忍受住他的痛苦!”(59页)接着,她用更坚决果敢的声音,回应来自齐灵渥斯,一个她十分熟悉的声音: “我决不说!……我的孩子应该寻找一个天国里的父亲;她永远不会知道人世间的父亲!”(60页)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语言是男性的”[4]。男性是语言的垄断者:从语言的产生到具体运用,从语言的解释到意义的规定、规则的制定,男性自始自终拥有控制和支配权。海丝特,没有沦为“失语的大陆”, 她不是哑者,用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海丝特用言语回击了审问,否认自己有罪,替心爱的人承担了罪责,表明了她追求自由、爱情的精神和勇于承担后果的勇气。这样一个形象,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其他妇女形象。玛格丽特·富勒在她的《十九世纪的妇女》中,谈到了妇女的顺从和没有地位,听从男人的训导和教诲,无论此种教诲是对,还是错[5]。海丝特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命运的抗争,还表现在对她孽罪的象征———女儿珠儿的抚养权和监护权的捍卫方面。当她听说当权者要把珠儿从她身边夺走时,她先力争说“:我可以教小珠儿学会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96页)当总督大人拒绝海丝特的请求时“,海丝特一把抓住珠儿,猛力地把她拽进自己的怀抱,带着几乎一脸凶狠的表情怒视那个老清教徒长官。她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孓然一身,唯有这一珍宝使她寸心不死,藉以为命,她感到她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与这个世界抗争,并准备誓死保卫她的这些权利”(98页)。当她得到能言擅辩的丁梅斯代尔的支持,保住了她的珠儿,保住了自己爱情的结晶,同时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因为她是按照人性原则去行动并用它来衡量一切的。作为一个母亲,她坚强而伟大。对海丝特来说,坚强的性格,对珠儿负有的责任,也是支持她坚持与各种的保守的非人性的力量斗争下去的强大力量。在第八章中,巫婆西宾斯太太邀请海丝特到森林里参加“黑男人”的聚会,海丝特答道“:请你替我向他道歉,谢谢啦!……我得呆在家里,照看我的珠儿。要是他们把她从我手里夺走,我会心甘情愿跟你一块到森林里去,在黑男人的名册上签上我的名字,而且还要用我自己的鲜血签呢!”(102-103页)为了保护她的孩子,她不仅敢于和世俗的力量作斗争,更无畏地挑战宗教和神的权势。海丝特是个劳动者,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在被放逐期间,刺绣为生,赢得了尊重。监禁期结束后, 海丝特作为一个流放者“在城镇的郊外,在半岛的边缘处,但又不靠近任何别的居民区”的地方开始了孤独的隐居生活(70页)。她以做针线活为生养活自己和正在茁壮成长的婴孩。与大多数身处与海丝特同时代的妇女不同,海丝特不靠依附于男人而生活, 她独立而坚强,并竭力救济和帮助比她更需要帮助的人。孤独的生活使她的生活从情感和情欲转向思想,这同时也表明海丝特对社会的反抗已转道了思想方面。她开始重新审视人类所建立起来的一切, 构想如何推翻整个旧体制和重建新秩序。作者这样来赞赏她活跃、开放和解放的思想“:比军人更勇敢的人则推翻和重新安排了———在理论范围之内,而非实际上———旧偏见的完整体系”(147页)。如此的话语说明海丝特的思想行为具有颠覆性,她预言并致力于男权社会的彻底变革,尤其是体现男权统治的清教思想,谋求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 的平等和幸福。她指点和安慰许多受伤迷茫的妇女说“:到了某个更光明的时期,在世界为此做好了准备的时候,……必将显示一个新的真理:男女之间的全部关系将建立在一个双方幸福的更可靠的基础上”(240页)。如伊莱恩·肖华尔特所说“:女权主义批评就是要重新确立经验的权威。”[6]海丝特的话表明她对现存社会的思索,表明了她渴望用女性传统替代男权统治社会,或者建立一个具有女性传统为补充的新的社会秩序。至此,霍桑创造了一个女权主义运动精髓的人物:她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充满着反抗精神,坚持妇女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等。霍桑似乎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对他的女主角提供了足够的同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