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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本土意识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多个汉译本的比较,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意识对《简·爱》翻译的影响,从而得出绪论认为说明各种译本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都是当时民族文化意识的产物。一、引言《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一百多年以来,它吸引了无数的读者,成为当今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爱情小说。这一部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读者的最爱之一,1999 年入选“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书目。《简·爱》原著在英国发表约一个世纪后,1935年第一个中译本在中国诞生,至此之后此小说被一译再译一版再版,到现在前后由不同的翻译家、翻译者翻译(包括编译、节译)了40多次。这部小说在国内掀起很多次研究高潮,而且研究的深度极广,内容极其丰富。在前人研究的的基础上,本文拟从本土意识的角度出发,对不同时期《简·爱》的汉译本进行分析,探寻不同的历史背景对翻译的影响。 “本土意识论”是区鉷教授在1988年提出来的研究外国文学的新方法。他认为,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个人身上又会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个体意识。任何一位外国文学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时空之中、属于特定民族的个人,他们在研究、翻译、借鉴和教授外国文学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作为参照项, 或者作为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中介,或者作为一个选择标准以决定取舍。作为英国文学的《简·爱》,对于任何已经或试图把它翻译为汉语读本的译者而言,始终是外国文学,是他人的作品。译者所能做的只是翻译。“翻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项双语交换活动,原作风格的再现取决于译者对它的体悟程度以及译者的语言表现能力。因此,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带上译者的风格,特别是语言的风格。”(转引:郑雪青,2000)。由于很多译者都处于不同的时代,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思潮、人文习惯、经济乃至政治的影响,其译本的语言风格也都大不相同。以下是针对在中国大陆曾经或现在比较通行的几个《简·爱》汉译本进行的浅析。二、不同历史时期在《简·爱》的汉译本中的烙印自1935年第一个译本问世以来,在中国大陆《简·爱》迄今已拥有40多个译本(不完全统计)。这40多个译本中,全译本23部,节译本、改写本、缩写本、英汉对照本等19部。除了两个译本是20世纪20、30年代诞生的,其它译本均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译作。 (一)20世纪20、30年代的译本:《孤女飘零记》和《简·爱自传》《孤女飘零记》是《简·爱》最早的一个译本。由伍光建翻译。伍光建成名于“五四”运动之前,其译作文笔简洁畅达,一生从事翻译达50年之久,共翻译各类作品130余种。《孤女飘零记》收在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第二集中,是第553种(王建开,2003:60)。这个译本使用白话,不完整,是节译本。《万有文库》的策划王云五先生是要通过这套丛书,使得任何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便利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茅盾评价《孤女飘零记》时总结说,伍译本删去的是那些不表现人物性格的景物及心理描写、与结构及人物个性关涉不密切的叙述和议论,“我们需要西洋名著的节译本(如伍先生的工作)以饷一般的读者,但是也需要完善的全译本直译本,以备文艺学徒的研究。”(转引自王建开,2003:125)。李霁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翻译家,1933 年7月完成全译本《简·爱自传》。1936年9月,生活书店印行了李霁野的《简·爱自传》单行本。1945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霁野《简·爱自传》的第三个版本,书名略为《简·爱》。那时正处在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西学翻译之后的转折期,那时翻译的目的除了介绍外国文学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李坤,贾德江,2007)。深受当时译潮的影响,为忠实于原文和借鉴异国语言,李霁野译文主要采用了欧化汉语的语言特点和直译的翻译手法。无疑,李霁野翻译的《简·爱自传》是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学界的翻译趣味的。而五四以后的英美文学译介则表示,“学界已不满意初期译介的趣味性倾向,提出名著概念,强调引入切合现实的作品,同时倡导译介的组织和规划。”(王建开,2003)。伍和李译本因为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处于革命时期,其译本的某些选词包含较多意识形态含义较浓厚的革命性词语,时代色彩过于强烈。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难免有些阅读不适。也有研究者评论李译本过于僵硬,读来拗口, 甚至不忍卒读(周幸,2005)。但是无论如何,通过这两个译本,尤其是李译本,《简·爱》传入了中国,他们的译本满足了当时人们的阅读需要,是符合当时的人文意识,审美观念甚至政治要求的,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二)20世纪80年代后的译作 “文革”后《简·爱》的翻译进入高潮。除了伍译本和李译本外其它译本都是这个时候翻译的。因为译本很多,不能做到一一分析,就抽取几个比较通行的译本来分析。祝庆英女士是当代杰出的翻译家,她的译本《简·爱》产生于8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处于我国从十年动乱的浩劫中摆脱出来而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大批优秀的译者和译作不断涌现,翻译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号角也在这个时候奏响了。这一时期翻译工作者翻译的观念、方法、标准、风格也都与时俱进,相比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有极大的不同。他们在从事翻译工作时,立场大都是非常明确的,即都希望译出优秀的、忠实反映原作风貌的作品,以填补我们在引进外域文化上出现的十年空白。祝庆英女士的《简·爱》就是其中优秀译文之一,她主要使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方法, 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融会变通,语言更为流畅自然,符合当代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祝本《简·爱》完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1980年出版,总共印行了300余万册,是国内最通行的《简·爱》中译本。同时因为此译本诞生于“文革”后,译本中的选词,简·爱的角色定位深深地刻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对简·爱的角色定位,祝译本的《译本序》中讲,‘简·爱是(旧体制的)反抗者’是主要的,爱情居于次要地位,...(陈贺,2004)” 宋兆霖的译本完成于90年代初。90年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科技、经济、军事等实力都大为增强,已傲然崛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文化也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的民族文化比翻译文化处于更主要的地位。处于该时期的宋兆霖译本采用归化(意译)的翻译方法,正是反映出了现代中国各方面蓬勃发展给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 20世纪末,全国中小学开始加强对英语的学习,广大中小学生更早地开始了英语的学习,也渴望了解更多的外国文学,特别是近几年提出为青少年“减负”以后,一批面向中小学生的文学名著缩译本,包括节译、改译、精译、解译、编译等等形式的名著版本应运而生。华语教学出版社编译出版的廖亚忠本《简·爱》的出版介绍中说:“本分册包括三部作品,它们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一、囊括了在中国拥有最多读者的34部世纪文学经典;二、配有大量的插图;三、配合语文教学,设置“思考与提示”栏目;四、篇幅适当,读4万字就可了解一部长篇经典;五、阅读难度低,保证让孩子轻松愉快地阅读;六、保留了原著精华。”这类以少年儿童为读者的译本以孩子的视角,采用意译、编译的翻译策略,在小说各章前都加了标题。 1997年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刘凤梅翻译的《简·爱》的出版说明也明确地表示此书的读者对象:“这是一套世界名著简写本,采取英汉对照的方式出版,可作为中小学生学习英语的辅助读物。简写本既保持了原著的主要故事情节和艺术丰韵,又注意和词汇、语法的教学相配合,通篇是规范、纯正的英语,读起来津津有味,引人入胜,使读者在阅读欣赏中增长语言知识和能力。汉译旨在帮助读者学习原文,故多直译,文采方面未作过多的润色。” 三.小结无论这些译本诞生于哪个年代,也无论它们是否符合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它们我们才知道了《简·爱》这部世界名著,并逐步加深了对它的了解和研究,它们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现在我们看到最多的应该是祝译本,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她的译本在什么年代都是最好的,至少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她的译本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反之,在那个年代备受推崇的李译本,在现在的读者看来也是比较奇怪,比较晦涩难读的。也有可能在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