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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在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身上呈现出的两种性格,一方面是理性、冷静、自我奋斗精神、激进的反抗和叛逆;另一方面则是过于虔诚、服从、保守。它们中的任何一对可相互替代或转换。《简·爱》是一部神奇的小说。作品之神奇在于作者心灵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多少年以来,该小说不断受到关注,而其中的女主人公简·爱这个人物形象也随之不断地在人们心里复活着。作为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典型,她丰富的内心世界, 包括矛盾的性格一向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例如, 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在他研究勃朗特姐妹的专著《权力的神话》(Myths ofPower)一书,指出夏洛蒂的作品存在一种固有的、两种模糊并内部分裂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即女主人公一方面表现出理性、冷静、自我奋斗精神、激进的反抗和叛逆;另一方面则过于虔诚、服从、保守,它们中的任何一对可相互替代或转换。英国的维多利亚初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新旧价值观交锋和磨合的时期,夏洛蒂捕捉住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内部的紧张、不安和骚动,将它们融入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在《简·爱》中,她特别以女性的视角细腻地刻画出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社会变迁时刻思想和情感的律动。从社会场景的营造,到人物角色和人物关系的刻画,《简·爱》可说是一个展现特定时代人物性别关系和早期女性主义意识的典型文本。书中的男性形象,无论是里德家的“小主人”约翰·里德、慈善学校校长布洛立菜克尔·赫斯特、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罗彻斯特,还是传教士圣·约翰,无一不是父权的化身。小说讲述的就是女主人公简·爱如何在这些充满敌意的“社会大厦”里与命运抗争的故事,而这抗争又绝非一个简单的“叛逆”所能概括的。她既有激进的反抗,又有无意识的迎合。简·爱首先是以叛逆者的形象走进读者的视野的。在盖兹海德,也许是“孤儿”的身份使简·爱从小免于家庭的管束,养成了她追求独立、崇尚自我的天性,可是她偏偏在舅妈家遭遇了由自己的贫穷和性别带来的歧视和虐待。虽然家里的男主人已去世,但年幼的表兄、家里唯一的男性约翰·里德已登上家长的宝座。耀武扬威地宣称:“家是我的,或者过几年就是我的了。”无情地排斥简·爱这个寄人篱下的“外人”。幼小的简·爱拒绝喊他为“里德主人”,在遭到他的毒打时,还手与他对打。势单力薄的简·爱最后被囚禁在一间冰冷恐怖的红房子里, 但依然想着“以逃跑、绝食或发疯”来抗议这不公平的世道。简·爱还敢对抗以恩人自居、却为儿子撑腰的舅妈,揭露她的虚伪和狠毒。总之,幼小的简· 爱充满了对人压迫人的等级社会的强烈不满,并倔强地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罗彻斯特是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他成熟老练并且家产万贯,而简·爱是他雇佣的家庭教师,孤苦无依却又涉世初浅。按照世俗的眼光,这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情缘,但是他们彼此吸引、相爱。特别是简·爱不顾世俗的障碍和偏见,将自己对平等的追求融于爱情的表白中。罗彻斯特也认同简·爱的平等思想,但他并没有真正把简·爱看成独立的个体,他凭着自己的地位以及财力和阅历上的优势,企图操纵和支配简·爱。特别当简·爱答应嫁给他后,罗彻斯特对她无意识间摆出了主子的姿态。他挥金如土,为简·爱购置绫罗绸缎,金银珠宝,这使得敏感自尊的简·爱觉得自己像个被苏丹王恩宠的奴隶,“一种烦恼和堕落的感觉烧得我双颊发烫”。而当罗彻斯特暗示要用金链子拴住她时,简·爱更是坐立不安。她反对罗彻斯特称自己为“天使”,也讨厌自己被他“打扮成一个玩偶”。当自己被戏称为“罗彻斯特夫人”时,简·爱更是感到一种“恐慌”。为保持人格的独立,她还声明自己的婚前仍以教书为生,自食其力。简·爱的这些“反应”充分表明她自觉的自我意识。当罗彻斯特与巴莎的婚姻真相被揭穿后,成婚受挫的简·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听从罗彻斯特对自己命运的安排,做他的情妇;还是自爱自强,做自己的主人?虽万般缠绵,但理智告诉她,如果此时屈从对方的意志,那么自己也迟早会重蹈巴莎或他众多情人的覆辙。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使简·爱选择了后者。她宁愿在一个穷乡僻壤当一名“自由和正直的乡村女教师”,也不愿苟且偷安做别人的附庸。简·爱的选择再次证明,简·爱不仅具有较自觉的自我意识,还勇于挑战社会等级制规范,保持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然而,尽管如此, 简·爱仍无法逃避主流性别意识对她的影响。她在积极地呼唤平等、争取自主身份的同时,也不时地暴露出自己传统守旧的另一面。首先,简·爱对男性的审美评判和价值取向体现出传统的依附心理。罗彻斯特吸引简·爱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的“阳刚”。对简·爱来说,罗彻斯特粗犷的阳刚之美比圣·约翰精致的古典式美更具魅力,他的阳刚强胜正好反衬自己的柔弱娇小。对男子汉外表的迷恋正好说明她内心渴望被呵护的弱者心理。征服简·爱的不仅仅是罗彻斯特外表的阳刚,还有他内在的“强悍”。简·爱对罗彻斯特的专横、傲慢和粗鲁似乎没有抵触情绪,因为“他对我的深情厚谊抵消了对其他人的严厉”;她甚至爱屋及乌,认为“他的阴郁、粗鲁和以前道德上的过错”“来源于残酷的命运……他生来就有更好的志向,更高的原则,更纯洁的趣味”。在他们的恋爱过程中,读者不仅看到这位一向衣着朴素的家庭女教师突然欣欣然“为悦己者容”,还深切体会到她“经营”爱情的那份“小心”和“苦心”。本该陶醉在幸福中的“准新娘”一方面担忧自己将来在婚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担心对方是否会对自己怀有长久的热情,这种 “不安全感”完全源自于她的依附心理。由于简·爱潜意识中对男性的崇拜,她的反抗和叛逆精神在小说的后半部更是大打折扣。昔日愤世嫉俗、敢爱敢恨的斗争锋芒日渐减弱,显示出迎合妥协的趋势。如她与传教士堂兄的关系,在作者的笔下,堂兄圣·约翰是狂热的基督徒,“一个纯粹的社会正统意识的形象”。他与罗彻斯特虽志趣不同,但同样是一个独断专横的大男子主义者,企图摧毁简·爱的自我。简·爱尽管对他古怪的性格不敢恭维,但在他面前可谓诚惶诚恐,不由自主地处在他的“威力”下,“他渐渐对我有了一种影响,使我失去了心灵的自由……我陷到一种使人感到冰冷的魔力之下”。当圣·约翰威逼简·爱与自己结婚,以实现个人自私的传教目的时,简·爱显得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在他献身宗教的力量的感化下,她的自我防线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差点成为圣·约翰宗教和父权的俘虏。虽然简·爱最后挣脱了他的控制, 但此刻的简·爱已不再是一个为追求幸福和自我实现而义无反顾的人,她正在变成一个服从者,一个可以被父权和宗教左右的人。小说在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系列令读者意想不到的事变:简·爱时来运转,不仅找到了亲戚,还意外地继承到一大笔遗产;而罗彻斯特则惨遭厄运: 他的疯妻子巴莎烧毁了桑菲尔德并葬身火海,罗彻斯特一夜间不仅家产化为乌有,自己还在火灾中身受重伤,双目失明。当罗彻斯特绝望地哀叹自己是废物,不如一棵遭雷击的枯木时,简·爱这样劝慰道:“你不是枯树残桩,先生———不是遭到雷击的树;你苍翠,富有生气。不管你要不要,你的根部周围都会长出花草,因为它们喜欢你的浓荫;它们生长的时候,喜欢靠近你,围绕你,因为你的力量给了它们如此完全的支持。”显然,如果罗彻斯特是苍翠的大树,那么她自己就是树荫下的花草了,主从关系一目了然。总之,虽然简·爱被赋予平等、甚至当家作主的条件,但由于她潜意识的自卑情节和依附心理,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还是回归到了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期待中,即崇拜男性,从属男性。简·爱既具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又不乏依附心理。她既为争取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与父权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又为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而不自觉地做出顺从迎合的姿态。简·爱在激进与保守、叛逆与妥协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之间游离,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模糊性使简·爱具有双重性格。为演绎简·爱矛盾分裂的性格,一方面想成为主流社会推崇和期望的“家庭天使”;另一方面又渴望实现自己内心真实的愿望,作者将女主人公内心的骚动巧妙地体现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巴莎·罗彻斯特身上。不少女性主义评论家因此常将简·爱与巴莎相提并论。例如,吉尔伯特(SandraM' . Gil- bert)和古芭(Susan Gubar)将疯女人巴莎定义为简·爱的“最真实最黑暗的双重性格”( the truest and darkestdouble),是简·爱实施“内心隐秘的愿望”,即摧毁那个象征父权制大厦桑菲尔德庄园的 “替身”。这个情节为女主人公矛盾的双重性格做了形象的注释。以前人们读《简·爱》是不太注意疯女人巴莎这个形象的,她似乎仅仅是一个陪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