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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斯特尔维屈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在《亚里士多德〈诗学〉诠释》中，主张诗应该为人民大众提供娱乐，诗的主题和语言都要大众化等等，这些主张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中也有着深刻的体现。卡斯特尔维屈罗（Lodovico Castelvetro,1505—1571）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出身于莫登纳的一个贵族家庭，但由于极力宣传人文主义思想，他多次遭受教会迫害并长期流亡国外。他的著作也大多失散，在他仅存的1570年用意大利语发表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诠释》中，他广泛讨论了种种文学问题：诗的目的、题材、语言和诗剧的三整一律等等，这部著作对继承和发展古代文论起着重要作用。这些观点对推动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乃至在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喜剧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他的影响。一、卡斯特尔维屈罗的诗学观对于诗的目的和功用，他认为，“诗人的功能在于对人们从命运得来的遭遇，作出逼真的描绘，并且通过这种逼真的描绘，使读者得到娱乐。”这一观点一方面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和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的继承，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娱乐作用；但从另一方面则是对他们的文艺观点的颠覆。在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理论中，“净化”和“教”是诗的目的，而“陶冶”和“乐”则是手段。然而卡斯特尔维屈罗则独树一帜，抛弃教益，仅把“乐”作为诗的目的。他为何如此不顾教益而去追求娱乐呢？卡斯特尔维屈罗是这样解释的：首先，他认为“自然的或偶然的事物之中所隐藏的真理，诗人应该留给哲学家和科学家去发现；哲学家和科学家自有一种给人娱乐或教益的方法，这和诗人所用的是迥然不相同的。”他在这里区分了诗与哲学、科学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哲学、科学主要是给人以真理，而诗则在于给人以娱乐。其次，在谈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时，他说：“这里只有两种可能，亚里士多德根本不应顾到教益，要不然，他至少也应该对教益顾到很少，以免要排斥凡是不会产生教益的其它类型悲剧，同时也应该把教益限于一种，即造成恐怖和哀怜的净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者指的是“一般没有文化教养的人民大众”，所以必须“通过……逼真的描绘”，方能使“读者得到娱乐”；如果诗“只提供教益给有文化修养和擅长辩论的人们。这种看法将会证明是错误的”。从中可见卡斯特尔维屈罗的平民意识。由于诗的对象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平民百姓，因此诗的语言必须大众化。卡斯特尔维屈罗在解释亚里士多德关于诗和史的区别时，提出“历史家并不凭才能去创造他的题材”，至于诗的题材虽近似历史但并不相同，是由“诗人凭才能去找到或想象出来的”，卡斯特尔维屈罗在这里从题材方面界定了诗和史的本质区别：历史所描述的是业已发生的事物，历史家无权编纂历史，而诗人则需要凭借才能发挥想象，写出本来不曾发生过的事物。而诗人之所以能与人快乐并获得赞美，则是因为他以想象来处理故事，使之愈加逼真，因此诗“在愉快和真实两方面，却并不比历史减色”。就这一点来说，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诗和史的区别和创造性摹仿，并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了诗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如果诗人把别人所找到的并写过的题材，可以说已经写入历史的题材。从科学或艺术那里借来，只在上面披上诗的词藻，他就没有理由可以自夸为诗人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卡斯特尔维屈罗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非常反叛的，具有革命精神的文艺理论家。他“强调创造，反对墨守成规，重视感觉，追求快乐，尤其是群众的欣赏”对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吉尔伯特和库恩评价说：“他这种主张反映了他整个诗歌理论中的异端倾向，是我们所看到的当时最激进的诗的理论”。二、在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体现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是世界文坛上的戏剧大师。他一生创作了14部喜剧。莎士比亚的喜剧风趣诙谐，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欢乐，深受广大平民百姓的喜爱。莎士比亚的喜剧多以爱情为主题，剧中的人物则来自广阔的社会生活，涵盖了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他大胆创新，力求新颖，不拘泥于戏剧创作的条条框框。这些在喜剧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富有革命精神的人文主义思想又与卡斯特尔维屈罗的诗学观念不谋而合。从卡斯特尔维屈罗对诗的目的和功用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大多“没有明显的政治背景，绝大多数剧目以为观众提供消遣作为其主要目标。”莎士比亚喜剧所到之处，往往带给观众的都是愉悦的笑声。人们喜爱莎士比亚的喜剧，也许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喜剧精神。这种喜剧淡化了它的道德作用，抛弃了之前戏剧的道德教化作用，以纯粹的娱乐作为它的目的，这也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一种乐观精神，对人类前途美好的憧憬，这种乐观精神也是莎士比亚喜剧创作的基调。这也与莎士比亚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快乐是人生的目的”的信念是一致的。莎士比亚的观众在当时相当广泛，“其中有伦敦的商人、手工业主、学徒、学生，还有来自贵族家庭的绅士和他们的夫人们”，甚至还有一些“扒手、妓女以及其他\'不安定的因素\'”。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成功地把戏剧的观众由贵族转向平民。这也与卡斯特尔维屈罗的戏剧平民化思想一致。莎士比亚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十分重视是否能被人民大众所接受，所以在题材和语言上都竭力作到平民化。莎士比亚的喜剧题材大多都是围绕着“爱情”和“友谊”展开的。这种题材贴近生活，再加上风趣幽默，不论是王族或是平民都很喜欢。通过纯真美好的爱情故事和忠于友谊的描写，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典型的时代特征。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卡斯特尔维屈罗的诗学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创作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卡斯特尔维屈罗的文学主张的影子，它对中世纪神学枷锁的粉碎和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1]伍蠡莆,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伍蠡莆,翁义钦著.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3]胡艺珊.卡斯特尔维屈罗诗学思想分析.昌滩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4]吉尔伯特和库思.美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