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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乔治·艾略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亚当·贝德》中借助音乐艺术,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对比两个女性形象,使音乐这种客观载体披上了一层浓厚的道德外衣,展现了人物独特的个性魅力。乔治·艾略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她大器晚成,四十岁时发表成名作《亚当·贝德》,从此才思泉涌,佳作连篇。如《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织工马南》(1861)《,米德尔马契》(1871-72)相继问世,她把焦点始终对准“研究外省生活”①,在描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的同时融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一幅幅宏大的社会画面,因此与同时代较早成名的狄更斯与萨克雷并称批判现实主义三巨擘。她的一生惊世骇俗,充满传奇色彩:原名玛丽·安·埃文思(1819-80),出生于虔诚的宗教家庭,却在青年时代毅然抛弃宗教信仰;在个人生活方面,她蔑视正统观念,与事业上的知音、有妇之夫乔治·亨利·刘易斯同居,因此被“体面”社会放逐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在事业方面,她为女性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同时却能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并树立了典范,仅《亚当·贝德》一书就为她带来一万两千英镑的稿酬。难怪比她晚生六十三年的女权主义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对她推崇备至,因为她仿佛就是伍尔芙的文论《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中表达的主题的化身:天才女作家若想在男权中心社会里有所作为,首先必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年收入达五百镑以上;其次必须保持生活上不受干扰,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才能去“写你想写的东西”②。打开《亚当·贝德》的扉页,是一张作者的素描像,我不禁惊讶于这张脸庞的男性化:阔长的脸型,深邃的双眼,高长的鼻梁,坚忍的唇角。除了那一头长发,哪里觅得半分女性的温柔?禁不住有些失望,因为我的定式思维已把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叛逆者幻化为“倾国倾城貌”。既然其貌不扬,那么其作品是否属于盛名所累呢?漫不经心地读完第一章,恬淡的乡村景色,质朴的劳动者,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勉强翻到第二章,始料不及,作家的如椽之笔初露峥嵘,一个理想化的完美女性———卫理公会布道士黛娜众星捧月般出场了。她的周身散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她的命运牵动着我的心,成为我一气读完这部小说的驱动力。《亚当·贝德》这部小说哀婉凄怆,却不乏幽默情趣。故事发生在一七九九年英国北方洛姆夏地区的干草坡村。木匠亚当·贝德爱上了农家姑娘海蒂。海蒂容貌娇美,但性好虚荣,为庄园主的孙子亚瑟诱骗。亚瑟离家后,海蒂与亚当订婚。不久,海蒂发现自己身怀有孕,不得不去寻找亚瑟,途中分娩。她将婴儿丢弃林中,因而以谋杀婴儿罪判处绞刑。亚瑟为她奔走,获得赦免令,免除死罪,流放国外。最后,亚当获得了黛娜的青睐,两人成立了幸福的家庭,儿女绕膝。生就刚毅外表的艾略特以女性特有的沉静睿智深入到她塑造的人物中去,使读者不仅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他(她)们,更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以致于当时的人们纷纷写信给艾略特,求她解决一些问题,以为她掌握了人生的答案。艾略特的这部小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不难得出答案:艾略特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1837-1900),工业革命使英国人首先由手工业时代跃入蒸汽机车时代。随着工作效率的提高,老百姓有了更多的余暇。小说不再是贵族阶级文学沙龙的消遣品,工人阶级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艾略特本人出身于外省的中下层阶级,她不同于出身伦敦中下层的狄更斯与中上层的萨克雷,所以她把叙述视角聚焦在“平平常常的人类同胞”身上,如农妇波塞太太、乡村教师巴特·马西等。尽管这些普通的粗俗之辈不十分漂亮,但艾略特认为他们的“美不在于外形的协调匀称,而在于深刻的人类同情心”。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叙事技巧上苦心经营,试图取得小说艺术的真实性。艾略特匠心独具,巧妙地把人物塑造与高雅的音乐艺术揉合在一起,使平凡的普通人身上具有了几分浪漫气息;与此同时,这位叛逆的女作家却时刻不忘传递烙刻在她的灵魂深处的道德训诫,她在塑造人物时,借助音乐这种客观载体传达自己的是非善恶观,使音乐披上了一层浓厚的道德外衣。小说伊始,在第一章《午后的工场》中读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勤劳的主人公亚当先以“强有力的男中音”唱起劳动歌曲,但这个高大结实的小伙子也有温柔的一面,他那洪亮的歌声也能降低成一阵轻轻的口哨声。艾略特毫不掩饰对他的赞美:头发乌黑,黑眼睛闪亮,目光敏锐,脸上闪烁着一种和悦、诚实、聪明的美。然后在第二章中登场的教堂执事乔舒厄·雷恩性格诚实而又狭隘,他有一个大后脑勺,头顶突出,头发粗短,戴着生了锈的眼镜,粗俗的外表下却有一副男低音的好嗓子和懂音乐的耳朵,他在朗诵祷文时从深沉圆润的强音进入一种忧郁的节奏,在最后一个词上渐渐消逝为微弱的回声,象优美的大提琴发出的余音缭绕。书中最具喜剧色彩的人物波塞太太口舌锋利,眼光敏锐,只要有声音传到她的听力范围以内,她就会象手摇风琴弹奏一曲乐调那样进行一场缓慢沉重的训话。但这位精明的农妇在转向甥女黛娜时语调一下子从带五个升号的B调降到真挚亲切的C调,因为她厌恶女性的虚荣心才那么严厉,因为她有博爱之心才那么真挚,两者并行不悖统一在她身上。书中的“罪人”亚瑟风度翩翩,在决定骑马去钓鱼时,发出低低的口哨声,接着突地迸发出响亮的男高音,匆匆经过走廊时唱起歌剧“当心儿烦恼时”,这是一个活脱脱的纨绔子弟形象。艾略特埋下伏笔,讽刺这个“好人”如果偶然毁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就会去买高价糖果,亲手包装,寄出作为赔偿。他很清楚一个绅士不会娶一个农家姑娘,却禁不住美丽的诱惑,终致毁了海蒂的一生,并殃及她的亲友。这些或美或丑的人物经过音乐的包装,个性更加鲜明突出,在读者的脑海中留下不灭的印象。平凡单调的外省生活因为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绽放光彩。艾略特坦言自己的这一创作旨趣,就连出版商勃莱克伍德询问小说创作进展时,她也以音乐回复“:以愉悦的舒缓的节奏前进”③。后来,当她谈到小说第二卷的创作情况时,认为“第二卷有必不可少的渐强音做铺垫。”④其次,艾略特在小说中对比人物性格时,也不忘用音乐作喻,使它成为展现独特个性魅力的载体。小说中有这样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质朴而圣洁的黛娜,另一个是娇媚肤浅的海蒂。两人出身相似,生长环境也相似,都是自幼失怙,在亲戚家中寄养。艾略特运用难以言明的、转瞬即逝的艺术形式音乐突出两者的性格差异:盛赞黛娜“音调富有变化,象是一件精细的乐器,为音乐本能的不自觉的技艺抚弄时发出的音调”;贬斥海蒂徒具美丽的躯壳,就象是一件“制作精巧的乐器,音域很窄,在能使别的心灵充满震颤的狂喜或心栗的痛苦的抚拨下,却一丝儿也不起共鸣。”因此两人对生活的追求也不同:黛娜乐于扶贫救弱,甘愿舍弃尘世的安逸,为自己的信仰奉献一生。在第二章《布道》中,黛娜的人格魅力幻化成动人的音乐,使愚昧麻木的村民热泪盈眶,决心向善。而海蒂生性肤浅,爱慕虚荣,幻想有朝一日成为亚瑟的新娘。尽管两人的性格不同,但黛娜却诚挚地爱护着海蒂,她曾试图与海蒂促膝谈心,但“她那甜蜜清晰的声音在海蒂听来却很刺耳。这里夹杂着她自己的恼怒,就象是音乐里夹杂着当啷的铁链声。”因为海蒂就象是在枝头跳跃的栖木鸟,怎会懂得黛娜高翔的云雀的志趣呢?性格决定命运:海蒂在亚瑟的诱惑下一步步走向绝境,最后因杀婴罪而坐监待斩,直至处斩前夜,她才不得不抓住黛娜这颗救命稻草,向黛娜敞开了封闭的心扉,忏悔自己的罪过,完成了精神上的复活。黛娜这样完美无缺的形象使人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之感,倒是海蒂这样有缺陷美的形象更令人信服。艾略特对音乐的深刻领悟与恰当诠释受到当时在世或过世的著名哲学家或音乐家的作品的影响。如卢梭、黑格尔、赫伯特·斯宾塞,弗朗兹·李斯特。他们认为音乐是一个能够映照人类情感的艺术形式,按照黑格尔在《美学》中对音乐的评论,是“灵魂之语”⑤。它的特定任务不是把“任何内容”表现为“一个宽泛的概念,也不是一个能够在别处观察得到的明确的外在形式……而是在主观内在形式范围内被赋予生机的方式。”⑥艾略特有可能通过丈夫刘易斯熟知了黑格尔的著作,因为刘易斯在他的《哲学史》中有一章提及黑格尔。同时刘易斯夫妇与李斯特相交甚好。李斯特与黑格尔同样强调,音乐能够独特地传递难以言明的内容,却不需借助于任何理智的形式。这一点足以阐释艾略特为什么选择音乐作为完美媒介来传递黛娜那感人肺腑的布道文。阅读这部小说仿佛是经历了深刻的情感洗礼,艾略特在这部小说中既遵循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又独辟蹊径,借助音乐传递作品的深层道德内涵,让读者时刻感受到作者本人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