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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似的历史语境赋予乔治·艾略特和冰心的叙事以权威,也让她们在采用叙事者“我”上采取了迂回曲折的策略。她们矛盾的女性观更让“我”走过了一段歧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叙事学家针对叙事学忽略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将叙事学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同样,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也针对自己的分析过于印象化的弱点,从叙事学领域借用较为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1]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近年来在欧美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国内,无论是在文学理论界还是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它都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正如引文所述,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结合产生的宁馨儿,它承接了前者的传统,从叙事的时间、结构、视角等方面对文本进行研究,又从后者的角度对“叙事”的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叙事学角度来看,本文主要关注叙事者“我”与权威之间的内在关系,一种是“同故事”(叙述者作为人物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2](P172)的“我”,担当着叙事者与人物双重身份,与作者并无明确的关联,因此不具有作者权威,而只有人物的权威;另一种则是“异故事”(叙述者不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2](P172)的“我”,亮出身份,直接在文中出现,有时也隐藏在人物身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者苏珊·S·兰瑟将其称为“作者型叙述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heterodigetic)、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3](P17)苏珊·S·兰瑟认为“比起那种赋予小说任务的、甚至是正在叙述的小说人物的权威来,这种作者型叙述者的权威更为优越”。[3](P18)意即“异故事”的“我”比“同故事”的“我”更具权威。乔治·艾略特自始至终采用作者型叙述声音,而在冰心的小说中“,同故事”的“我”得到青睐,作者型叙述声音近乎缺失,这是两位作家与权威之间关系的外在表现。权威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3](P5)表现为叙事者干预叙事的程度,如说教的长短、人物的评点等等。19世纪是被长篇小说统治的时代,叙事者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往往拥有至上的权威,通常是由一个充满了阳刚之气的男子扮演。乔治·艾略特虽然身为女子,却“如此喜欢离题”,[4]始终没有放弃从“异故事”的“我”中直接得来的作者权威;而在冰心的小说中,这种“作者型叙述声音”实属凤毛麟角。然而,不管是占有还是缺失,都暗示着女性话语权利的丧失。为了争取更大的写作空间,她们在“我”的运用上采取了迂回曲折的策略,并且走过了一段歧路。一、乔治·艾略特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新兴的社会秩序忽然向妇女们打开了一扇窗,给了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和自食其力的机会。中产阶级的妇女开始拿起笔,在书中讲述女性命运,抒写女性意识,妇女们要求平等的思想开始悄悄地在社会中传播。“西方历史还没有哪个时代出现过那么多的女性作家登台亮相、纷然而起的景象。”[5](P30)而冰心成长于动荡的五四时期,走过两千年的封建黑暗,进入了一个革命时代。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妇女解放思想不断酝酿发展,最后凝聚成了猛烈的洪流。“《新青年》每一期都有关于妇女解放的重头论文。”[5](P389)“在《新青年》开辟‘女子问题’专栏不久, 便有女性站出来,在这个阵地上痛击孔教。”[5](P397)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业妇女,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大批女作家跻身文坛,呈现了类似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景象。她们摆脱了过去附庸于男性文人“由美人而才女而美文的趣味”,[5](P80)发表了大量掷地有声的力作。全新的历史语境给了女性作家表现权威的空间,乔治·艾略特的“异故事”的叙事者“我”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经常使用大量篇幅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现象大发感慨。如《亚当比德》中充斥着大量非叙事性话语,一位集男性历史学家、科学家、道德家以及虔诚基督徒于一身的叙事者常常亮出“我”的身份,表达隐含作者对于社会、女性的观感。而“五四运动后的冰心,标志着现代女性自觉探求小说意义的开端。这个意义,是关涉人生/时代/社会命题的大意义”。[5](P493)冰心的小说此时已经大大超越了女性的私人领域,她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狭窄、文风绵软的局面,堂而皇之、铿锵有力地将对女性、社会、人生的评议性文字置于文中,其态度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可谓异常激进,比起同时代胡适、鲁迅等男性作家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艾略特以“异故事”的“我”发出的声音如出一辙。二、新兴的时代给了文学妇女书写历史的机会,但在乔治·艾略特与冰心的小说中,叙事者都采取了迂回曲折的策略,前者运用男性笔名,而后者则是将自己放进虚构世界,将“我”虚构化。本质上,这都是男权社会造成的,是新的历史时代中新女性矛盾与挣扎的产物。在英国,历史的书写权一向掌握在男性作家手中,即使18世纪之后出现众多女性文学大师,女性写作仍旧被视为不守妇道的表现。因此,在女性作家初尝进入男性写作世界的维多利亚时代,使用男性笔名———在书中成为一个男性的“异故事”的“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一把钥匙。“在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当小说正在成为正统文学之际,女性小说家却在1860年以后广泛采用男性名字作为笔名。这正是女性地位和叙事权威之间不相称的标志。”[3](P100)乔治·艾略特的作品“在平凡的人物和事件中发掘人性,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道德伦理”。[6](P510)她一直将作者权威牢牢掌握在手里,可惜这种权威首先是建立在男性作者的身份之上。一个具有浓烈男子气质的名字使乔治·艾略特艰难地在受述者脑中建构了一个男性隐含作者“我”的形象,来获取受述者的信任和公正评价。与世风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比,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处在更为宽松的写作环境之中,妇女可谓是“新文化斗士手中的一张牌”。[5](P387)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对抗要求女性作家助男性作家一“笔”之力,她们的性别身份恰恰成为写作上的优势,切合了男性社会的要求,展现了五四时期“男女平等”的“新”风貌。因此,即使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跟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作家一样,都是在困顿与焦灼中求生存,女性使用男性笔名的文学现象却没有在中国现代文坛中重现。然而,在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国,女性写作仍然是筚路蓝缕的事业,她们没有被纳入社会革命的主流,她们的写作仍旧局限于家庭、妇女、儿童等狭窄天地,而缺少对于民族国家的关注。“把女性的声音导向一种自我包容或息事宁人的形式”[3](P31)的书信体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现代女作家在男权社会开启叙事之门的钥匙,用以逃避社会以及男性作家对于“越轨”可能存在的责难。与以男性笔名来遮蔽女性身份相比,书信体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它同样显示了女性作家在叙事上的尴尬和无奈。早期的冰心经常使用书信体,如《遗书》《、离家的一年》等等,但跟其他中国现代女作家相比,她并不拘泥于这种偏于自叙传的文体,她变换了文体,用未掌握作者权威的“同故事”的“我”进行叙事“,我”与小说中的人物处于同一个虚构世界的层面,既是“朋友的故事”[7](P92)的目击者,又是与情节发展息息相关的人物“,我”“反映了一个胸无城府的青年女性的热心肠,也反映了一个入世未深的青年女性的天真和清浅”。[8](P233)受述者很容易在隐含作者(冰心)与叙述者之间划上等号,把叙述者细微的思想流程看作是隐含作者真实生活和经历的投射。因此,冰心这些以“同故事”的“我”写就的小说体式可以视为一种书信体的变异和发展。三、此外,在男权社会与写作的矛盾中强求平衡,使艾略特和冰心的叙事都走过了一段歧路,前者性别身份暴露,作者权威大量减少,而后者在争取作者权威的过程中遭受了一次身心俱创的失败。这不仅仅是社会历史语境造成的尴尬,也是作家个人思想扭曲的结果。艾略特本人过着离经叛道的私生活,可惜在女性观上却一直趋于保守。她认同女性身上的美德,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都被刻画为拥有美丽外表和崇高心灵的动人形象,她还用饱含同情的笔触揭露了女性在男性社会中被压抑、受歧视的事实,然而,婚姻仍旧被她视为女性最完美的归宿。因此,职业妇女的现实身份与家庭妇女的理想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她在性别身份暴露后叙事上的犹豫和退让。《米德尔马契》正是这种犹豫与退让的集中体现。写作这部小说时,她的女性身份已经暴露,之前通过男性叙事者与受述者建立起的关系随之崩溃。沿袭着《亚当比德》时期通过虚拟男性叙事者获得的作者权威,在《米德尔马契》中,叙事者虽然仍旧亮出“我”的身份,但与前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