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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活动是一种动态的活动,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受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留下时代的烙印。本文从阐释学前见理论的角度对比分析《简·爱》两个中译本语言的时代性,并揭示隐藏在翻译背后的译者的前见,包括社会语言、文化环境和翻译思想,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简·爱》是英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据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第一个译本问世以来,在中国大陆《简·爱》迄今已拥有40多个译本。国内有关《简·爱》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研究概括起来集中在6个方面:(1)《简·爱》心理与自然风光的描写;(2)《简·爱》的故事情节架构;(3)勃朗特姐妹的生平与创作;(4)书中人物形象刻画及人物性格阐释;(5)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与分析;(6)《简·爱》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其中,关于译本对比研究主要就其语言、文化、意境传达、再现艺术手法和风格以及不同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力求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估。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阐释学的角度对不同译本语言的时代性进行过研究。本文选取了《简·爱》的两个译本———李霁野译本(简称李译本)和黄源深译本(简称黄译本)———进行研究。李译本于1933年7月完成,黄译本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笔者认为,以前的译文对比研究中,有些文章虽然指出分析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李译本,可实际参考的却是上世纪80年代李先生改过的译本,这样势必会影响其研究结果。本文将用阐释学理论对比分析两个译本语言的时代性,并揭示隐藏在翻译背后的译者的前见,包括社会语言、文化环境和翻译思想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一、阐释学的衍生与前见理论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阐释学”、中世纪的“文献学”、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 acher)、狄尔泰(W.D ilthey)的“古典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M.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G.Gadamer)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等几个阶段。其中施莱尔马赫的“心理移情”方法和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本质上是“一种重建的解释学”(加达默尔1994:11)。他们认为,为了清除理解的主体与理解的对象由于时间距离造成的历史隔阂,理解者必须不断地超越自身,放弃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文化条件下造成的偏见,以达到对理解对象正确、客观的把握。与此相反,“海德格尔不再把此在的历史性作为对它的认知可能性的限制以及对科学客观性理想的威胁,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方法把它纳入他的本体论疑难之中”(加达默尔1994:48)。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这是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指出过的。他认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起作用的。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加达默尔2004:7)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笔者认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提出的客观重建作者原意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任何一种解释总会不可避免地烙上解释者前理解的印记。换句话说,在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一方面应该力求把握作者的历史性,以期接近文本本意;另一方面,其前理解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理解的实现方式乃是事物本身得到语言表达,因此对事物的理解必然通过语言的形式而产生,或者说语言就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加达默尔2004:10)据此,本文将具体分析影响译者前见的几大要素,进而对比研究文学译本语言的历史性。根据所选两个译本时间跨度较大的特点,笔者从语言的自然演变、译者赋予其感情色彩,以及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造成语言差异等三个方面来对比研究《简·爱》两个译本语言的时代性。二、文学译本语言的时代性 (一)语言的自然演变汉语的演变首先体现在汉字和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上。李译本用繁体字竖着书写,标点符号也与现代大陆书写形式不同;黄译本的书写形式与现代书写形式相同。(为了书写方便,本文举例说明时将李译本转化成现代书写形式)翻译作品是为一定的读者群服务的,不同时代读者的接受意识会随着地点、时间、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文选取的两个译本时间间隔长达六十余年,不同的选词反映了语言的演变。在此,笔者选取《简·爱》前五章的两个译本,考查语言的新旧更替。在前五章中,“an hour”和“half an hour”均出现了四次。李译本翻译为“一点钟”和“半点钟”。黄译本翻译为“一个小时”和“半个小时”。举其中一例:例1:We had been wandering,indeed,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 rin the mo rning……李译本: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黄译本:其实,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溜达了一个小时……根据现在的理解,“一点钟”是凌晨一点或下午一点,而“an hour”是“一个小时”。民国十六年(1927年),伍建光先生翻译的《孤女飘零记》中,也把“an hour”译成了“一点钟”。可见,译本语言受当时语言习惯的影响,具有时代特点。同时,李译本中还存在很多陌生和奇怪的词语和用法。据笔者统计,动词“欢喜”在前五章中出现了29次,黄译本则使用“喜欢”或其他近义词传译。请看其中一例:例2:I never liked long walks,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李译本:我从来不喜欢远长的散步,尤其在寒冷的下午……黄译本:我向来不喜欢远距离散步,尤其在冷飕飕的下午……译者不能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存在。前理解中语言演变的历史性决定了译文语言的历史性。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译本,复译是时代的要求。 (二)社会文化环境对译本语言的影响　　纽马克的话一针见血:“两个文本可能描述同一场战争或暴动或争辩,但(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代表不同的观点。”(陈贺2004:173-175)对于同一个文本,不同译者受前见中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往往对其作出积极的反应,流露其政治观点。《简·爱》初到中国时,中国正经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一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翻译家、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以及“未名社”成员,李先生的翻译实践活动围绕着改造社会、服务现实斗争与社会需要而进行。因此,译文选词不可避免具有时代特征。译文中李先生经常选用比较激进的语言,甚至平添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色彩。黄译本完成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人们身处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因此黄先生翻译的《简·爱》更多地着眼于艺术阐释,再现原作艺术风格,其选词也比较温和。请看下例:例3:John had not much affectionfor his mother and sisters,and anan tipa thy to me.李译本:约翰对他母亲和妹妹没有什么爱,对我却怀着仇恨。黄译本:约翰对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而对我则很厌恶。例3中“antipathy”的意思是:反感;厌恶;憎恶。而“仇恨”是“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强烈憎恨”(《汉语大词典》1994:193),“厌恶”是“(对人或事物)产生很大的反感”(《汉语大词典》1994:1572)。很明显,两词程度不同:“仇恨”更激烈,“厌恶”较温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请看下表:表1原文李译本黄译本terror恐怖恐惧心理close w ith格斗扭打violence暴行殴打aversion憎恶厌恶anxious(accuracy)处心积虑的(准确的)算得分毫不差obliterate消灭抹去falsehood虚伪满口谎言antagonist仇人对手repulse憎恶讨厌opponent仇人对手working peop le劳动人民靠干活过日子的由以上例子可见,李译本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选词激进;而黄译本用词温和得多,有时选择意译。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了两个译本语言的选择。 (三)翻译策略对译本语言的影响翻译行为总是带有明确的翻译动机。不同时代的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创造出不同语言风格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正值我国翻译发展史中第三次翻译高潮(西学翻译)之后的转折期。鲁迅倡导直译,“宁信而不顺”,并提出了“欧化”的主张。(陈福康2000:296-298)作为鲁迅的追随者和亲密朋友,李霁野为忠实于原文和借鉴异国语言,译文风格主要采用欧化汉语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