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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都属于第二手性质，都以其所讲述之事的不在场为前提。就《是美女，还是老虎？》而言，故事并没有沿着一条叙事线索直到终结，而是通过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第一人称话语叙述以及嵌入其中的第三人称话语叙述共同完成的，构成了叙事线条的自相矛盾。这种矛盾通常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因为一般读者并不注意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即使注意到了这种转换，也习惯地相信故事的连贯性。我们看到以上的读者对该小说的不同的结局阐释均反映了这种阅读的惯性。而真实的情况是，叙事的非连贯性和叙事视角的转换反映了语言素材的混杂，“它们既包含了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又包含了对它的颠覆。这种颠覆渗入了西方概念、比喻和神话，犹如阳光下的阴影。任何利用该传统中语言资源的连续话语、故事或叙事文均为对话性质，而非独白性质。其对话性表现在根本无法将其简化为一根单一的故事线条，即一根以一个作为源泉和舵手的超凡心灵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线条”（米勒，141）。从这个角度理解，故事的虚构性决定了叙事过程的矛盾性，好的文学作品恰恰揭示这种复杂性、含混性和多义性，读者总是在叙事话语的颠覆与被颠覆中寻求意义。
　　
　　三、文本与互文
　　
　　《美女，还是老虎？》作为文学文本有着独特的语言形态，它不可避免地表露作者视野中的社会状态和风貌，为读者开辟了解那个世界的臆想；通过文本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我们不难窥见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不难挖掘作者为小说有意建构的那个虚拟世界的语境背后的文本与社会、历史与当下、叙述者与读者的互文。
　　小说童话式的叙事方式和独特的叙事视角跨越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读者及其故事叙述者之间的障碍，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视角的切换，构成了阅读的“离间”效果，把读者阅读的重心直接推向对问题的思考和表达。叙述者的话语对我们理解文本有着本质上的揭示，正如徐岱所言：“话语本质上类似于言语，是一种被具体化了依赖于具体的上下文关系（小语境）和所涉及的社会生活背景（大语境）而存在着的句子。”（徐岱，61）小说主体部分由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讲述的由国王统治的“半开化”国度的政治背景和国王让罪犯做出“选择”的审判方式均带着明显的社会批判的痕迹。
　　斯多克顿生活的时代是美国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1776年美国独立以后，便开始了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它开疆拓土，不失时机地先后从欧洲他国殖民者手中买下大片的土地，扩大了美国的边界；轰轰烈烈的淘金热又把“文明人”引入了印第安人的地盘，并在那荒漠之地加紧构筑“文明”语境；它经历了美国内战，战后以北方的工业化战胜南方的农业化为标志，促使机械化飞速发展，加速了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开始了马克·吐温冠名的“镀金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抗争、投机和赌博，人的命运就在这种强大机制的运行下起起落落，难以把握；这个时代还充满了白人征服者的冒险活动，强势文明楔入美国的各个角落，甚至连法律也不过是征服者的文本，它的作用是帮助征服者使用文明世界的秩序来维护弱肉强食的局面。在斯多克顿看来，征服者的文明把戏只是从表面上掩盖了骨子里的野蛮而已，作品里反复出现的“半开化”就具有这样的隐喻。
　　小说的全部叙事内容就围绕着这个隐喻展开，国王成了占强势地位的征服者的代表，身上带着文明进程中未能革除掉的那些野蛮的特征——思想偏激、冷血刚愎、毫无情感。他的尚武好斗、嗜血成性被他所谓的文明法度所掩盖，他认定的犯人所面对的是貌似多么公平和清廉的审判，然而这种法度又何曾公平过！这种审判就像一场游戏或者一场闹剧，不是以一场哀乐齐鸣的葬礼收场，就是以鼓乐喧天的婚礼结束。这种理想的赏罚方式都是国王预先设置好的，当事者的权利和利益不加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按照统治者的逻辑，当事者已经拥有了选择的权利，而且“审判的公正性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一方面在童话文本的叙事中不动声色地隐去了时代和明确的地域背景，另一方面运用幽默反讽的叙述方式真切地把握着他生活的时代脉搏，并从根子上抓住其文明的痼疾，让人类自己去面对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具体地说，就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双重困境。
　　毫无疑问，这个双重困境也是具有隐喻性的：美国的强大掩盖不住其开拓与发展背后的政治的龌龊与制度的蛮横。这种隐喻性更表现在小说的题目上：美女，还是老虎？那个朝臣会选择哪一扇门？读者会选择哪一扇门？按照作品的逻辑，不管选择了哪扇门，人在必须选择之后所得到的和人当初所期待的必然相去甚远！那么，美国所标榜的“公正”“公平”与“清廉”也就昭然若揭了。
　　如此强烈的社会批判在斯多克顿笔下以背离现实逻辑的童话叙事展现，从而印证了米克·巴尔的“叙事是一种参与文化进程的文化现象”（巴尔，8）的论断。其后，作者又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靠近读者，使读者跟他一起进入第三人称人物视角分享公主的立场。他提醒读者，公主有着不可逾越的阶级局限、心理和个性，按照公主的逻辑，她的手应该指向老虎之门。
　　接着，斯多克顿又回到第一人称叙述，鼓励读者主动参与、做出选择，并积极承担后果——他要读者认识到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逃避的，不同的人面临同一情形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因而做出的选择就与选择者自身的背景、追求、心理形成等等都有着太大的关系——其中有的选择颇具理想色彩，有的颇具牺牲精神，有的暴露残忍特性，也有的具有憨实的品格——读者不仅能够了解个人的判断倾向，还可以在讨论或辩论中认识、调整自己，同时也增强自己对人类、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由此，阅读文学作品所带给我们的审美愉悦和思想启迪作用便可直接体会，不言而喻。
　　《美女，还是老虎？》用幽默独特的叙述方式、游戏般的气氛、贯穿始终的隐喻，及其开放性的结局等昭示着该小说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质。这正是斯多克顿作为小说家的高明之处，也是该小说百余年来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希里斯·米勒：《解读叙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McCloskey, D. N. “Storytelling in Economics”. In C. Nash (Ed.), Narrative i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0.
　　［5］ Richardson, L. “Narrative and 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19:116-135. 1990.
　　［6］ Todorov, Tzvetan. Introduction to Poetics. Trans. R. Howar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